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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信从“孔子删《诗》”说的前提下，接下来的则是孔子“删诗”的时间问题。马银琴《两周诗史》对孔子的删诗活动作了复原性描述，很见学识。但笔者以为，这一“删诗”活动，不会发生在孔子四十六岁之后，更不会开始于其“自卫反鲁”后的晚年。 学者们对“孔子删《诗》”活动发生时间所作推定，依据的多是《论语·子罕》中孔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1]的自述。认为“正乐”与“删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此前孔子一直忙于干君，无暇顾及，一生干政失败后，晚年才“从授徒讲学的现实需要出发”，“删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诗文本作为教学的课本”[12]。 其实，这一推定可能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其似既不合编订教材的常理，也似不合孔子自述原意及间接文献记载，更不合《论语》记载。 先说编订教材常理。孔子晚年在回顾概括自己一生阅历时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依世俗标准，孔子三十岁时既未做官，也未致富，应该是没有“立”的，但他自己既然称“立”了，则依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定然是立身了。这个立身是什么？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长期“志于学”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自己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的儒学思想体系，并开始创办私学，以此思想体系培养人才[13]。孔子从三十岁开始授徒，到五十岁知天命之年步入仕途，此前的二十年里多数时间是在聚徒讲学，尽管他培养学生的目的是出仕，但毕竟由于种种原因，他本人长期没有出仕。抛开五十岁至五十四岁的宦海生涯，即便是政治改革失败后周游列国忙于所谓“干君”的十四年时间里，孔子仍然是带着几十位弟子同往的，授徒讲学依然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孔子的教学内容《论语·先进》明确记载：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又“述而不作”，所以使用的最重要的两门教材便是《诗经》和《尚书》。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及《论语》中十七次与学生谈论《诗经》内容，上博简中评论了六十三首《诗经》作品，皆可为证。 我们不妨简要追溯一下孔子之前《诗经》的大致编集情况。综合历代先贤及赵逵夫、王小盾、刘毓庆、马银琴几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14]，笔者以为孔子之前比较靠得住的《诗经》编集活动当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周前期的康王时期。这一次编集的主要是西周初年以来宫廷制作用于祀祖典礼的“颂”的仪式乐歌，文献依据主要为《竹书纪年》“（康王）三年定乐歌”的记载。此外，《国语·周语上》载西周中期穆王时，已有祭公引《周颂·时迈》谏阻穆王伐犬戎之例，说明此前已有《诗》的文本编定。第二次，在西周后期的周宣王时期，这次大规模的《诗经》文本编集活动已为学界所公认，其编集内容除增入新制“颂”的仪式乐歌外，主要是组织了民间“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活动，将其入乐并编入文本，使本为赞颂性质的仪式乐歌剧增了“雅”和“风”的讽谏内容。“二雅”、“二南”、“三卫”当是此次编入的主要内容，文献依据主要是《国语》之《周语上》和《晋语六》召公谏厉王弥谤而建议广开献诗言路等记载，及《礼记·王制》、《汉书》之《艺文志》和《食货志》、《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等采诗制度记载；主要历史依据是厉王弥谤乱国，十数年无主，宣王历经磨难而继位，决心吸取其父历史教训，广开言路，以诗“知得失，自考正”，力图中兴；主要文本依据是今本《诗经》中宣王时期作品的巨大数量和“讽谏”内容。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编集活动当为平王东迁后的东周初期，这一次也几为学界所公认，主要新增诗篇是所谓“变风”“变雅”和“三卫”之后的国风内容，文本规模急剧膨胀。其历史依据是平王总结西周灭亡教训，“反于治道”，警示诸侯以挽坠周；其文献依据主要是郑国护驾迁都有功，并最早称霸，《左传》记载孔子之前的各国外交使臣赋诗引诗“二雅”居多，在局限于《周颂》、“二雅”、“二南”、“三卫”范围的同时，已有了少数郑人赋郑诗、秦人赋秦诗、晋人赋晋诗之例；其文本依据则有二，一为新增诗篇讥刺厉王、幽王的“变风”、“变雅”居多；二为新增《郑风》仅次于《王风》之后而排前，数量最多，且多正面赞美内容。也许平王真的就是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5]中所指的那位最后一次以国家名义组织编集《诗经》的天子。因为平王之后，“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沦为傀儡的东周诸王，再也不可能代表国家意志诏告天下采诗、献诗、编诗并将相关内容颁给各诸侯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