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
    杜英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8月第一版
    276页，36．00元
    

抗战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旅居上海，靠写文章维持生活。他给《先驱论坛报》写专栏，每期两千五百字，“对方会立即付给一百五十美元的稿费”（《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按照抗战前的汇率，一百五十美元可以在中国兑换六百块大洋。两千五百字的文章，六百块大洋稿费，说明《先驱论坛报》给埃德加·斯诺制定的稿费标准是千字两百四十块大洋。
    这个稿费标准能让所有的中国作家感到绝望。
    咱们来看看那时候中国作家的稿费标准。
    胡适说，商务印书馆请名家写稿，千字稿费三块到五块大洋（《胡适书信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鲁迅说，近来的文稿不值钱，千字最低只有四五角，最高的也只有三块大洋（《病后杂谈》）。
    1929年，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的沈从文在上海写小说，千字三块大洋（《沈从文全集》卷18，1929年1月30日复程朱溪）。
    1926年，还没有成名的丁玲在北京写小说，她的希望是：“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换句话说，她那时候的稿费还不到千字一块大洋。
    综上所述，当美国媒体《先驱论坛报》给埃德加·斯诺开出千字两百四十块大洋高额稿费的时候，中国媒体给中国作家开出的稿费不过是几角大洋到几块大洋。
    然而那时候靠卖字吃饭的作家并没有强烈的不满，他们的收入虽然远远比不上国外的同行，却远远超过了国内的百姓。从老舍的小说、冰心的日记和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所的公报可以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广沪等一线城市，人力车夫月收入只有十块大洋左右，保姆和老妈子月工资只有三块大洋左右，中小学教师月收入只有三十块大洋左右，而老舍在青岛写短篇小说，冰心在旅途中写《寄小读者》，每月稿费都在两百块大洋以上！
    比国外有不足，比国内颇有余，民国作家因此获得了满足和幸福。
    解放以后，作家反倒失落了，因为稿费标准飞速下滑，如果单靠写作，他们的收入不但比不上国外的同行，同时也比不上国内其他行业的劳动者。
    以张爱玲为例。1949年大陆解放，她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去香港，仍然留在上海，继续做她的自由撰稿人。可是她的文章缺少了发表空间，整个上海只有一家民营小报《亦报》愿意连载她的小说《十八春》。1952年，《十八春》由《亦报》自办的出版社结集，首印只有两千五百册，就这么少的印量还出现了滞销，这跟民国时期她的小说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杜英女士在其新著《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一书中推算了张爱玲在建国初年的稿费收入：从1949年到1952年，每月稿费大概只有一百个“折储单位”左右。
    折储单位是当时上海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推出的虚拟货币，一个折储单位相当于一升中等粳米，或者一斤普通煤球，或者一尺龙头细布，或者一斤国产生油（《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第127页注释）。
    您知道，一升粳米重约一点五市斤，张爱玲月入稿费一百个折储单位，只相当于一百五十斤大米，按现在普通米价，无非人民币四五百元而已。在米珠薪桂的上海滩，这点儿收入恐怕连肚皮都不能哄饱。
    早在上海沦陷期间，有记者采访张爱玲及其闺蜜苏青，询问她们的生活状况，那时候，张爱玲每月稿费折合银元约在四百五十块大洋左右。而在当时上海，八块大洋可买一石大米（重一百六十市斤）（1943年《上海物价季刊》第1期），说明张爱玲每月稿费可以买到九千斤大米。而解放后张爱玲每月稿费只能买到一百五十斤大米，比解放前差了六十倍！
    据杜英女士考证，1950年上海私营单位职工月薪最高一千四百个折储单位，最低四十五个折储单位，平均收入为三百个折储单位（《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第129页）。张爱玲的稿费只是上海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杜英还提到一个更典型的事例：建国初年一般印刷厂排新五号字的报酬是每千字六个折储单位，排七号字的报酬是每千字七个折储单位，而作家写一篇千字文的报酬却只有四个折储单位，作家呕心沥血写出作品，所得报酬竟然还不如排字工人！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定居。从《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一书对张爱玲解放后新作《十八春》的剖析中可以看出，她的离开跟政治信仰基本无关。张爱玲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她对共产党没有恶感。为了在新政权成立后依然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张爱玲主动向主旋律靠拢，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是一个很能看清政治风向并且很能适应政治变革的作家，她不是强项的英豪，更不是顽固的遗老。
    张爱玲的离开可能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她不喜欢新政权领导下的生活方式，她认为人民装太呆板，集体生活太无趣，她热爱“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她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自在；第二，如前所述，她在建国后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她的经济收入急剧下滑，她无法接受作家稿费不如排字工人的荒唐现实。
    实在地说，新政权并不歧视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它在形式上对工人和农民的热爱太浓烈，显得冷落了文化人（尤其是自命清高不愿跟风的文化人）。另外，新政权在试图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在改造上海，它要把一个消费型的上海变成生产型的上海，把享乐主义的上海变成艰苦奋斗的上海，把摩登男女的上海变成劳苦大众的上海，在这场大变革中，张爱玲及其服务的报刊就成了必须遗弃的靡靡之音，张爱玲的稿费下滑和空间萎缩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在建国后找不到生存空间的作家当然不止张爱玲一个人，另一个畅销书作家包天笑、著名报人陈蝶衣、著名学者曹聚仁……当年都是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建国后纷纷失业。陈蝶衣本是《大报》主编，建国后《大报》停刊，他去文化部门申请工作，接待者居高临下，完全不把他当回事儿，说：“我们现在对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还算客气的。”言外之意，将来会很不客气，陈蝶衣浑身一冷，赶紧“跑路”了。曹聚仁在民国文化界的地位并不低，奈何新政府不承认，1949年以后，他发现他在上海连个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心灰意冷之余，也只好前往香港。这些既可作谈资也可供深思的有趣史料，在《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一书中均叙述甚详。
    《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是一部很扎实的学术著作，书中提出的一些精彩结论能给读者很多启发，但它也有一些缺陷。
    第一，作者论述建国后稿费下滑，只引证建国后的报纸和文件，没有参考民国时代的第一手文献，缺乏比较，故此说服力不够强。
    第二，学术语言太多，通读全书，“建构”、“范式”、“异质”、“文本”等学术用语俯拾皆是，本来可以用通俗语言讲清楚的东西，却使用了一大堆术语，这种拒普通读者以门外的表达，让人感觉很不友好。当然，这也是今天国内学术界的通病。
    我觉得，只要一件事能用大白话讲清楚，最好不要用学术语言，因为我们表达的目的，是让别人听懂，而不是让别人听不懂。例如本书第7页：“香港的异质性经验阻隔了大陆学者单纯地通过建构时间序列来理解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化转折的一贯途径。”大伙要是不结合上下文反复阅读七八遍，谁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学术语言给人的感觉很严谨，但不表明它所表达的内容真的严谨。再以本书第81页为例，杜英女士说：“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文化翻身对于工农兵来说也是重建他们在文化领域的话语。”工农兵在文化领域本来就没有话语，谈何“重建”呢？
    胡适常讲，词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千万别让词语代替了思想。窃以为杜英女士可以借鉴胡博士的话，改变一下表达习惯。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