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中，男主人公谭端午的经历，与作者格非颇有相似。格非坦言，“端午这个人是我的梦想”，因为他坚守着八十年代的价值观。在格非看来，那是令人怀念的黄金年代。而谈到现在，不乏愤世之语：“在现在社会，你只有两个选择，自外于世界或自绝于人民，做一个穷光蛋，要么你就庸俗一下，往上爬。”格非把当代人一分为二：在清贫中坚持理想，抑或庸俗地追名逐利。他赞赏前者，认为谭端午属于此类。
    实际上，格非和谭端午，都不能划入任何一类。他们有安逸的物质基础。格非是著名作家、名校教授；谭端午靠着妻子的高收入，物质丰足。格非遗忘了自身所在的真实立场：中产阶级“文艺中年”。所谓“文艺中年”，与其前身“文艺青年”相对。在八十年代，文学最吃香时，他们迈入了文艺青年的行列。二十年后的今天，作家的头衔已大幅贬值，他们仍在创作。
    而此种立场，正是小说的存在基础，不仅影响了素材和角度的选取，甚至影响到作品风格和修辞方式。这种立场，让格非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物质依赖症中的文艺乌托邦。
    一、“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的过剩物欲
    
    小说描绘了当代都市生活物质过剩的繁华图景，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中产阶级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可以参考对谭端午家的描绘：轿车、佣人、带花园的住房、等离子彩电、专门储存茶叶和咖啡的冰箱、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
    小说中还充满了名牌商标的罗列，宛如植入广告。举例言之，在女性衣饰和化妆品方面，出现了如下品牌：LV坤包、CD、兰蔻、香奈儿、ARC'TERYX外套、Bubuerry 斜纹丝巾、UGG翻毛皮靴、Esteelauder、GUCCI包……
    ARC'TERYX、Esteelauder，不用常见的中译“始祖鸟”、“雅诗兰黛”，而用外文词，未免刻意。又如，提到立顿红茶，写作“泡了一杯Lipton红茶”；介绍电子管，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细致入微到要在公司名后加注英文；两次提到便利店，都点明是seven-eleven。这些细节本可省略，但作者意在强调其洋味。
    “拜物教”的物质中毒症，是当代都市征候群。以各种品牌名炫人，当代许多小资作家深谙此道。但格非作为“纯文学”的前辈作者，在切入现实时竟也选择了这种方式，更加耐人寻味。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谭端午与庞家玉离婚的前一天，绿珠约谭端午去“天厨妙香”喝禅茶。当她开着“白色顶棚的Minicooper”来接他时，正好遇见骑车回家的庞家玉。谭端午装作没看见妻子，夸张地吹了个口哨，大模大样地钻进汽车前排。
    这一刻的谭端午，显然有种报复的快感。除了情人比妻子更年轻美貌，这种快感也建立在隐秘的物质优越感之上：绿珠开着Minicooper，而庞家玉曾经开本田车、现在只剩自行车；绿珠常去“天厨妙香”、“荼靡花事”这类小资场所，喝禅茶和进口葡萄酒，而庞家玉爱去“棕榈岛”喝咖啡和啤酒。
    谭端午与绿珠的婚外恋，是小说的主线情节之一。作者试图强调其不俗的精神成分，有别于其他充满肉欲的男欢女爱。但实际上，这段婚外恋始终建立在小资的物质基础之上。
    例如，他们两次重要的见面，都在私人会所“荼靡花事”。这里洋溢着古典的小资气氛：庭院里的石拱桥和天井、穿旗袍的服务员、青花香碟里燃着印度香、有人弹奏琵琶……绿珠点了清蒸鲥鱼、木瓜炖河豚、葱烧鱼肚、白灼芥蓝、智利白葡萄酒。酒喝完了，河豚尚未吃完。她感慨道：“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丰盛就是贫瘠。”
    这看似富于哲理的隽语，由她说出，颇具讽刺意味。她的这桌美食，最终是由姨父陈守仁买单。在饭桌上，她和谭端午刚谈到陈守仁买地、导致棉纺厂的工人被迫下岗。而谭端午之妻接触过棉纺厂的下岗工人，其悲剧处境令人心酸。一边是下岗工人的贫困和艰辛，一边是河豚过剩的奢侈、男女私情的小资情调。其中的讽刺，小说人物显然没有意识到，或许作者也没有意识到。
    诗意建立在丰厚优渥的物质基础上。其背后隐秘的暗面，是过度消费之后留下的、充满垃圾的贫瘠世界。而谭端午和绿珠们，习惯了无视甚至美化这个贫瘠世界。于是谭端午对着办公室窗外“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也能感到“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
    二、“失败者”的胜利：无处不在的文艺价值尺度
    
    格非在访谈中，把谭端午这类人称为“失败者”，甚至说“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写这部小说是“想代表一些失败者”，“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他充满失落地认为，当今社会，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一觉醒来都想变成千万富翁”，而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些不那么在乎钱的人，那些所谓的失败者”。
    但实际上，小说中的“失败者”绝不失败，反而大获全胜。这源于作者使用的价值尺度。格非不满于单纯以物质经济作为价值尺度，便在这道尺度之外，开辟了一道更隐晦的价值尺度：文艺尺度。而后者是第一位的，效力远胜于前者。
    这两种价值尺度，分别存在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但在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下，它们并不矛盾，还呈现出和谐的同质关系。物质尺度的表现之一，是商业品牌的堆砌。文艺尺度也体现在文艺符号的堆砌。
    例如，为了表现谭端午的古典音乐修养，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音乐家名和曲名。仅计音乐家，就有德彪西、舒伯特、迪斯考、海顿、瓦尔特、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古尔德、勃拉姆斯、鲍罗丁、勋伯格等。小说中大量的文学作品名和作家名，囊括古今中外。从《诗经》《左传》到《红楼梦》，从《浮士德》《荒原》到金斯伯格、史蒂文斯，不胜枚举。这些文艺符号，大多像浮在水上的油沫，并未融入文本，也并非必要。
    作者在命名时，也不乏文艺情调。别墅叫“呼啸山庄”，私人会所叫“荼靡花事”，打网球的地方叫“醉花荫”。设计院所属的工作室，要取个洋名，speed-cape（此词在英语中并不存在，属于生造）。就连绿珠之名，也文艺得不合时宜。谁会用一个坠楼而死的家妓，来给女儿命名？但作者喜欢这种香艳而古典的美人传奇。于是，绿珠只能是绿珠，甚至从未提到她的姓氏。
    作者对文艺的一往情深，在人物设定上颇有流露。例如，除了谭端午，很多人物都会写诗：徐吉士、王元庆、绿珠、冯延鹤、宋蕙莲。就连最庸俗市侩、行为猥琐的商人陈守仁，人性中最后的“纯净”，竟也要通过写诗来体现———他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写给绿珠的几百首十四行诗。
    文艺元素的强行加入，还造成了前后矛盾：以“妈的”“靠”为口头禅的庞家玉，买房时首先考虑楼盘名，对文字无比敏感挑剔；把唐卡换成裴勇俊电影招贴画的李春霞，与庞家玉初次交谈，便聊到《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月浑子”；怂恿庞家玉把鹦鹉弄走的姜老师，粗俗不堪，但她说起手托鹦鹉的谭良若，发生的联想竟是“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这些细节虽不符合人物设定，却符合作者的文艺趣味。
    最能体现文艺尺度的人物，当属谭端午。接受专访时，格非坦言对他的偏爱。但他对待本职工作，是尽可能旷工溜号；对待家庭，是懒到给家养热带鱼喂食都不肯。为了证明他的价值，作者把众多文艺符号集中烙印在他身上。
    为了反衬出他的文艺，他的身边伴随着一些小丑般可笑的庸俗人物。比如，在他读出生僻字时，需要由小史来表达她“愚蠢的担忧”。又比如，徐吉士把“鸲鹆”读成“句谷”，遭到两个女生的嘲笑。谭端午发现后，笑着纠错，还要加一句：“你没读过《聊斋志异》吗？”
    但这个幽默段子存在破绽。徐吉士曾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八十年代末出版过诗集，曾在鹤浦文联上班，后来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这样的人，即使不知道“鸲鹆”怎么读，也不至于读成“句谷”被嘲笑还茫然不知所以，直到被人指出，才恍然大悟。小说中，徐吉士的文艺水平忽高忽低：他能随口引用《左传》，把冷小秋噎得一愣一愣；面对年轻的女下属，能痛斥她的稿子文理不通。但到了男主角面前，便化身文艺白痴。不然，何以体现谭端午的高明？
    所以，喜欢读于丹和易中天、听理查·克莱德曼的唐燕升，与喜欢读《新五代史》、听古典音乐的谭端午明显拉开了档次。谭端午对理查·克莱德曼的音乐，“厌恶地皱了皱眉，用无可置疑的口吻”，把它宣判为“垃圾”。
    此种价值观，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庞家玉瞧不起谭端午这个无用的诗人，但当她把“人”进行划分时，仍然认为他高人一等：芸芸众生，比如她自己，死了之后就烟消云散；而谭端午这样的作家，死后还有文名传世，还会被人提起。这显然是作者的意识流露。
    除了这些隐蔽的价值判断，谭端午也因其文艺而受到命运垂青。他物质上的安逸，全靠妻子。而他能娶到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曾是光环在身的文艺青年。甚至到后来，文艺已不再吃香，他依然借此得到优待，例如，轻易捕获了绿珠的芳心。不仅美人为此倾心，上司也因此器重：因为读对了生僻字，他得到冯延鹤的青睐，最终获得无故旷工的特权。简而言之，他丰厚的物质基础、美妙的精神恋爱和悠闲的工作待遇，都拜文艺尺度的强大效力所赐。如此幸运儿，怎能叫做“失败者”？
    作者不仅给符合文艺尺度的谭端午和绿珠安排了许多好运，还要借由命运来惩罚被他们鄙视的俗人。谭端午鄙视的庞家玉和绿珠鄙视的陈守仁首当其冲。
    庞家玉的生涯充满了不幸。最初恋爱时，她被谭端午当成一夜情对象遗弃。婚后她努力工作，养着工资只够烟钱的懒惰丈夫，为全家提供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还要忍受可怕的婆婆的折磨，痛不欲生。当她试着提出离婚，谭端午只问了一句“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她痛哭一场，从此绝了离婚之念。最后，她得知自己患上绝症，独自走向死亡。
    同样，辛勤工作的富商陈守仁，是情场上的冤大头，最终还惨死在始终没有揭秘的“神秘人”手下。积极进取、努力工作的“俗人”，都不得善终。就连勤奋学习的小女生戴思齐也患病住院。
    综上所述，格非所谓的“失败者”，其实是真正的成功者。但这并非根据现实的逻辑，而是由于作者作为上帝，行使着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强大文艺尺度，顺者昌、逆者亡。
    表面上，小说似乎试图消解乌托邦的理想，以接近现实。而实际上，作者暗中营造了另一个以文艺尺度作为主宰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毕竟是过时的幻影，八十年代的文艺黄金时期已然逝去。所以，小说中充满了对“旧”的缅怀、对“新”的恐惧。冯延鹤把他不喜欢的人一律称为“新人”，谭端午也拒绝跟随时代前进。这造成了整篇小说的错位和割裂：前台展现了最现代、新潮的物质条件，纸醉金迷；后台却隐藏着八十年代的文艺价值尺度。作者用最新的外衣包裹起来的，是一颗陈旧的心脏。
    三、“寄生虫一样的生活”：物质依赖症中的病态
    
    现实中，作为中产阶级消费品的标签式文艺，无法离开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妻子的高收入，谭端午用他那微薄的工资，如何在养家的同时继续文艺？如果绿珠不得不为衣食计，如何继续清高？简而言之，按照当今社会的主流标准，文艺“无用”。
    作者也坦言，他之所以钟情于八十年代，是因为在那时，“做一个无用的人是可以的”。小说中也亟需确立“无用”的正当性。于是，作者让冯延鹤搬出一套庄子的大道理，论证“无用”的合理性，甚至赋予它优越感。所以，谭端午才能对自己的“无用”上瘾，“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但即使在作者营造的乌托邦中，“无用”依然无法摆脱对物质的依赖。作者的无意识在行文中时有流露。例如，高谈《庄子》的冯延鹤，别人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他在两个月后竟还记得催人还钱。
    就连谭端午身上，也可以捕捉到此类蛛丝马迹。例如，陈守仁开着凯迪拉克，把谭端午送回家，还送给他“黄鹤楼”牌香烟、“五大连池”的大米等礼物。于是，谭端午“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是否俗不可耐，与精神交流无关，只与凯迪拉克和礼物有关。又比如，庞家玉知道自己罹患绝症之后，对待家人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带儿子出去玩；为家人准备丰盛的早餐；带鲜花回家；饭后喝茶聊天；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这些改变，谭端午都平静地接受了。真正让他生出“初恋般波涛汹涌的幸福感”的，是庞家玉为他买了一对价值不菲的信号线。初恋的感觉，还是要靠物质来实现。
    所以，庞家玉瞧不起诗人谭端午，却羡慕诗人宋蕙莲，因为宋蕙莲有优渥的物质基础，文艺是锦上添花。所以，她对庞家玉炫耀时，既谈到文艺方面，也强调物质方面。同样，谭端午在参加诗会时，遇到的职业诗人们，其炫耀方式，也是谈论自己在世界各地所见的异域风情，甚至不屑提及初出国门的人才会去的地方。
    虽然文艺必须有物质基础，但谭端午和绿珠对钱的态度很是奇特。对为自己提供物质基础的人，他们不但毫无感恩，还充满鄙夷。谭端午瞧不起俗气的庞家玉，生气时甚至把她划为“非人”一类。绿珠对陈守仁的鄙视更是赤裸，却毫无愧疚地肆意挥霍他的钱，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在和人谈钱时，她甚至强调，如果第一笔资金不够，她可以让陈守仁再多投一点，“反正他有的是钱”。
    在他们心目中，在经济方面，坐享其成是理所当然。所以，谭端午在单位拿着工资，尽可能溜号旷工，还对此颇为自得。作者也赋予其正当性：“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更有甚者，他们似乎认为，窃取他人财物理所当然，近乎对被窃者的恩赐。这种神奇的逻辑，源于八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崇高地位。小说中声称：在八十年代，诗人们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冒犯，还是友谊和亲密的象征。所以，谭端午与李秀蓉发生关系之后，偷偷拿走她身上所有的钱，留下她发着高烧、只身在郊外。他觉得，“这当然不能算偷”。又比如，徐吉士打算搞个诗歌研讨会，需要资金。他与谭端午合计了半天，寻找可以利用的苦主。后来，有人愿意出资，但要求有所回报。徐吉士做出承诺，转身却对谭端午沾沾自喜道：“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就像孔乙己义正辞严的理由：窃书，不能算偷。
    罹患物质依赖症的“文艺”，既自命清高，又必须依赖于物质。矛盾之中，它患上了分裂症。小说中与文艺有关的人物，几乎都有或轻或重的病态：曾被视为文学天才的王元庆，后来住进精神病医院；冯延鹤有洁癖和强迫症；绿珠有严重的抑郁症，自称靠吃药活着。就连谭端午，也自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得过这种病（指疑病症）”，还特意加上一句“得这种病的人，除了我之外，基本上都是天才”。看似自嘲，潜台词中不乏自傲。他当然有理由自傲，在他和绿珠那里，病态又是文艺情调的一种。比如绿珠的抑郁症，作者用诗般优美的笔调来描述：“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
    谭端午也有诗人式的悲观忧郁。庞家玉觉得，“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后来，当庞家玉开始“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谭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在追求病态的忧郁这点上，谭端午与绿珠自然能够一拍即合，惺惺相惜。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