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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献公态度及其对申生之死应负的责任 晋献公在位二十六年，假如将其“烝于齐姜”而生申生的时间定于其继位前后的一二年内(前677-前675)，立申生为太子的时间定在此后数年内，则根据当时晋国内外各方面情形，可以大略推知，献公立申生为太子具有明显的权宜性特点。 一方面，献公继位之初，晋国内部的局势并不安宁，桓、庄之族的势力仍然强大，至献公六、七年(前671-前670)甚至发生了不得不驱逐并诛之的情况：“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⑨这样看来，早立太子，尽快稳定局势，势在必然。另一方面，申生虽为献公与父妾齐姜所生之子，来路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因齐姜与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间的亲属关系，立申生为太子，以突出夫人齐姜的地位，借以获取齐桓公的支持，便是当时形势下较实际的一种选择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晋内部局势逐渐平稳，申生之母齐姜亦死，尤其是伐骊戎得到具有“国色”的骊姬后，献公对已经失去母爱的申生，便不能不发生一种态度上的转变。这种转变，随着骊姬之子奚齐的出生而日益加剧。下面，我们依据《左传》、《国语》、《史记》诸书，将有记年之几个重要事件排比如下： 晋献公五年(前672)，伐骊戎而获骊姬。 十二年(前665)，骊姬生奚齐，令申生诸公子分赴异地。 十六年(前661)，献公作二军，自将上军，命申生将下军，以伐霍。 十七年(前660)，命申生伐东山。 二十一年(前656)，申生自杀。 在这样一个时间序列里，献公五年、十二年是两个关键年份。前者因骊姬的出现，使献公关爱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后者因有了与骊姬所生之子，遂导致献公废嫡立庶之念的萌生。《史记·晋世家》载：“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⑩这两段记述，已明确透露出献公态度转化的个中信息。 然而，献公虽已有了废立太子之意，却并未马上实施之，考其原因，盖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 其一，申生谨言慎行，且又天性良善，颇得民心，以致献公抓不到废立的把柄，只能一再派申生率军征伐，观其成败，藉以寻衅滋事。于是便有了前述十六、十七年伐霍、伐东山的事件。 其二，一批朝臣围绕献公伐骊戎、娶骊姬、欲废太子等一系列事件，或公开谏阻，或私下议论，由此形成舆论攻势，迫使晋献公不敢一意孤行，擅行废立。如早在伐骊戎、娶骊姬之际，史苏即以龟兆所示，予以谏阻；继而又借夏桀伐有施而亡于妹喜、殷辛伐有苏而亡于妲己、周幽伐有褒而亡于褒姒的历史教训，说明“有男戎必有女戎”的道理。而在骊姬生子之后，史苏再次断言：“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史苏的这些意见，颇得同朝大臣里克、郭偃、士蒍等的赞成与附和。又如针对献公十六年作二军以伐霍事，士蒍明确指出：“夫大子，君之贰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针对献公十七年命太子伐东山事，里克谏曰：“非故也。君行，大子居，以监国；君行，大子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11)虽然士蒍、里克与献公经过多个回合的争论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但这种谏阻本身却反映了人心所向，形成对申生的舆论支持。 申生的正道直行及其获得的舆论支持，固然一定程度上延缓并限制了献公废立计划的实行，但似乎也正是这种朝臣的舆论，越发加重了献公自身的危机感。所以，当骊姬向他进谗，说出“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的话时，献公便不能不心有戚戚，而明言“吾将图之”了。考察献公此时心态，已与前大有不同。在此之前，虽听从骊姬谗言，将申生、重耳、夷吾分别调赴外地，但废立之意未坚，很大程度上不过借此以满足骊姬要求，讨其欢心而已；在此之后，因了骊姬的谗言，使他意识到申生得众已危及自身权威甚至性命，所以不能不设法以废之。换言之，献公欲废申生太子之位的态度，此前多是被动的、应付的，此后则转为主动的、认真的。这由他安排武公之庙的祭祀活动命奚齐莅事而不命申生可以看出，由他不顾大臣谏阻而一再派申生伐霍、伐东山也可以看出。虽然申生的几次征伐都是得胜而归，并未给献公和骊姬实施废立提供借口，但“克霍而反，谗言弥兴”、“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12)的结果，却无疑部分实现了其愿望，也将申生推向越发不利的境地。前人指出：“夫献公刚猛人也，能灭霍、魏、虢、虞诸国，以大其封，虽齐威久主夏盟，未尝一为之屈，而肯为其子屈乎？怀怒必杀之心，自此启矣。然犹患无隙以加之罪也，则使将兵而伐翟焉。胜则加以得众之名，败则绳以覆师之罪。申生至是无逃死之路矣。”(13)可谓切中肯綮。 由于献公的废立态度日益明朗，遂导致此前明确支持申生的一批大臣发生分化，逐渐改变了立场。先是狐突知难之将作，自献公十七年即杜门不出，以避祸乱；接着里克在骊姬、优施的威胁下，也宣布保持中立。此时朝中大臣的态度，从《国语》中的一段记载可以清晰看出： 里克、丕郑、荀息相见，里克曰：“夫史苏之言将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丕郑曰：“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三大夫乃别。(14) 这段对话的时间已是献公二十一年，亦即申生被逼自杀之年。从三人的表白看，只有丕郑还支持申生，荀息则明确站到了献公一边，而里克则取中立态度，静观待变。当此之际，献公已有恃无恐，可以行废立之事了，其所欠缺的，只是给申生寻找一个致罪的名头而已。史载：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谓公曰：‘吾闻申生之谋愈深。……君若不图，难将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由此可知，无论骊姬，还是献公，均已急不可待，只要罪名一立，即可采取行动了。于是，由骊姬亲自出马，上演了一出置毒于酒肉的闹剧，给申生安上弑父弑君的罪名，将其推向必死之路。 表面看来，申生之死是骊姬所为，古今论者也都将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了骊姬，但若深一层看，早已对申生不满、厌恶并想方设法欲致其罪的晋献公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干系，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骊姬的同谋也未为不可。首先，对骊姬以君命命申生“速祠而归福”之事，献公应是知晓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君梦齐姜”与“献胙”的前后呼应；其次，他的外出田猎，未尝不是借故离开的避嫌之举，这从“公至，召申生献”之丝丝入扣的安排可以概略推知；最后，“毒酒经宿辄败，而经六日，明公之惑”(15)。这就是说，酒肉中之毒药非申生六日前送来时所置，而为骊姬于献公返回前所为，其事并不难辨，且关涉君父安危和太子清名，更宜查证清楚，可是，献公竟不作任何辨察，即坐实了申生的罪名，将其傅杜原款立即处死。倘若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为了什么？因为事实很清楚：此一发生在宫廷而有预谋的事件，骊姬、献公不去辨，慈孝的申生不愿辨，所可辨、所能辨者惟有身为太子之傅的杜原款了。杜原款将死时有言：“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所谓“不能深知君之心度”，盖谓君早欲废太子而己犹未知；所谓“言至而无所讼”，盖谓献公与骊姬已是沆瀣一气，虽欲讼之而无人肯听。细味这段死前的告白，联系上述一系列事件，可以发现，持有晋国最高权力的晋献公不只是一个信谗者，在废立太子一事上，他实在还是一个参与者、施动者，而对申生之死，他更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