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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宋类书的出现与风土文学的地志化 古代地志的文学化趋势，进入隋唐以后逐渐变弱，无论是在创作规模上，还是在创新程度上，皆无法保持六朝时期的水准。直到两宋时期，这种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影响才重新抬头，但却表现为风土文学的地志化趋向，历经元、明两朝，至清代达到最高峰。透过这条脉络可以看出，唐代是文学与地志互动影响的一个低谷期，那么，从先唐地志的文学化，到唐宋以后文学的地志化，两种发展趋势之间是如何消长和转变的呢？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地志的文学化趋向逐渐消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唐宋类书的出现，促成了志书的类目化编纂趋势，相关编纂越来越趋向科学一路。从唐代的《初学记》，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再到明代的《永乐大典》，类书编纂的不断成熟，使得古代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分类不断细化。这种趋势映射到地方上，便是志书作为一种地方社会的集成式写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现出类书的编纂趋向，甚至可以说，地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地区阈限的类书。换句话说，随着知识分类越来越精细，地志书写中的碎片化纪实代替了整体性纪实，私人发挥的虚构空间越来越小，文学色彩变淡在所难免。较之六朝的地记，唐代的图经就显得较为严谨，结构也更加规范，这与知识类目观念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志书的类目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文学化的过程，因为方志类目化后衍生出的单卷艺文志，包含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志书编纂者鲜明、独立的文学学科意识。但笔者以为，文学学科观念的兴起和著述的文学化趋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方志艺文志的出现，固然体现了编者对文学这一单独学科的重视，体现了编者对不同学科划分的泾渭分明的编纂态度，但这种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强化，恰恰意味着志书本身文学书写性的弱化。唐以后的志书无论在叙述上还是结构上，所容纳的文学元素都越来越少。艺文志固然是地域文学繁荣的一种表象，但这种繁荣是在史部文献之外的独立繁荣，它只是借用了方志这个躯壳和平台，跟方志自身的发展趋势没有实质关系。 另一个原因，就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对文学属性及功能的规范，此不可忽视。中唐以后勃兴的儒学复兴运动，强调儒家的功用主义价值观，强调道德、文章兼美的审美理念，这对六朝以降直至盛唐日趋兴盛的玄学、佛学思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文学的非审美功能被重新认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念得到不断宣导，骈俪文风和浮靡诗风被逐渐排斥，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代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发展。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下的风格、语言、声律、主题等文学要素，其艺术审美取向大多比较接近佛学或玄学的某些特质，这些都在儒学复兴的影响下进入平淡期。地志书写中原有的山水化、传叙化的文学风气，也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趋于衰弱。 在地志文学化趋势变弱的同时，文学地志化的发展动态则日趋活跃。这一走势与中国在宋代以后进入近世社会有一定的关系，“近世”所强调的民众意识、底层意识、商业社会意识，都是风土文学滋生的良好土壤。首先，宋代文人“地方”观念的强化至关重要，在风土文学的地志化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文人的乡土认同感的增强。此为文学地志化发生的主观条件。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提出“地方”的兴起，认为南宋以降，“地方”的观念变成士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⑧。在两宋以前，“地方”只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或方位名词而出现，没有太多的乡土指向，而到了宋代，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已经有了边界意识，对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也有了更深刻的区别和认知。这种观念上的树立和转变，为文学的地志化书写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思想环境。 其次，非庙堂的地域书写模式进入传统韵文文学(诗赋)的创作领域，主要体现为地方文人书写权的强化、书写行为的普遍化。此为文学地志化发生的客观背景。唐宋以后，科举选拔日趋成为官场进阶的主流，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原本集中在贵族、士大夫手中的文学权力不断地分化和下移。所谓“下移”，从传统的作家阶层的角度考虑，指文学创作的底层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兴起；但如果从政治地理格局的角度来观照“下移”这一概念，则主要指文学创作的地域化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文人书写权的扩张和普泛化，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行为，在传统诗文创作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文学作品中对中小地区社群的地理、文化面貌的描绘越来越多，以致有时候文学只剩下一个躯壳，实际内容已是对地域历史、地理信息的介绍和建构。不妨说，从地志的文学化向文学的地志化转变的内在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书写权的平民化；而其发生转变的外力，则来源于学术门类细化后科学实证理念的逐步兴起。 第三，随着地志编纂的普及，较之史学理论更为精专的地志理论初步生成，并局部渗入到风土文学的创作之中，不仅体现在知识类目的细化和系统化上，还体现在结构层次、选题视角、功能定位、注释模式等诸多本体论、方法论层面的借鉴和化用上。这是文学地志化在发生阶段之后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觉层面的文学地志化区别于自发层面的文学地理化的最根本要素。虽然两者都聚焦于文学作品，但“文学地理化”的涵盖范围无疑更宽泛，像山水游记这样的个人经历书写，作者本无意，读者自扰之，有人从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有人从中挖掘出大量的地理史料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地理化”是后世学者附加上去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当时文学创作的本来意图，毕竟像《徐霞客游记》这样的成熟作品在明清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移步换景的随兴书写。而“文学地志化”则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作者的创作动机，更趋近区域历史社会的现场，作家们将地志编纂中的结构、视角、功能、注释模式等原则和方法，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这为南宋以后地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行文至此，不禁有一疑问：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这一发生在宋代的趋向转变，果真是自觉文学观念下的一个重要文化拐点，还只是两种文类的单独发展轨迹的偶然交叉？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观察。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只考察现象，而不考虑现象背后的自觉性，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并不矛盾。所谓的“拐点”，强调的是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强度及此强度的变化指向趋势，用一条走势线显示即可；而所谓的“轨迹交叉”，则全景式地展现了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两条线索，必须用两条走势线来显示。但落到第二个层面，一旦我们强调文学发展中的自觉意义，那么这两种情况是有区别的。而笔者以为，文学与地志互动发展“拐点在宋”，绝非偶然。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文学理论一步入自觉化阶段，地记的文学化趋向随即出现；宋代地志编纂理论刚刚成型，文学的地志化苗头便紧跟其后。这两次时间点上的契合，既是观念引导创作的文学规律的必然反映，也是某一学科理论在成熟伊始阶段对其他学科产生的一种亢奋性冲击，有其必然的一面。简而言之，造成这一拐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理论(包括地志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略晚于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