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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城的“文革史”又是两对青年的爱情史，那些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那些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那些来自北京的标语口号，到了戴城，到了蔷薇街，就变成了方屠户送给李红霞的猪心，成了顾大宏请李苏华吃的小馄饨；上层要求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阶级立场，在方屠户和顾大宏那里则化为心爱的姑娘在哪儿路线就在哪儿。政策、观念、口号在自上而下传达中的消耗和形变，对于那些试图舞动着指挥棒便能调动千万民众指哪打哪的人来说是灾难，是失控，是巨大的讽刺，但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益事，因为他们更习惯于在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中去寻求行动的依据。这种喜剧化的“革命加恋爱”，或者说以“恋爱”消解“革命”的叙述，让人感到“人”之所在并由此反思革命的意义。 路内在《花街往事》里戏说“文革”，与之前常见的各类“文革”叙述都不尽相同，他既不是要为“文革”翻案，亦不是要以此否定“文革”。《花街往事》提供了一个“70后”的视野，以虚构的方式揭开了一种事实。路内却把李红霞这个红卫兵小将写得顽皮可爱，这反而映衬出到底是什么左右着此前的“文革”叙述，左右着作家们对于“文革”的虚构和想象。路内的时代已经谈不到政治正确，谈不到反与正，他调转头去关注一个比自己还年长10岁的事件，一定不会只是为了寻找跟前人一样的东西。他要对这段历史进行路内式的解读，要在“文革”当中找到路小路。李红霞背着步枪辗转于几个阵地，直到某天李苏华发现她身边那个矮胖黑毛的屠户不见了，小姑娘愣了半晌，忽然大哭起来：“戆卵被抓走了！”此间顽劣与单纯，不正是化工技校和糖精厂里的路小路吗？ 路内的“文革”记忆截取了这段历史中最为惨烈的武斗阶段，却没让故事变得鲜血淋淋。小说保留了武斗中的基本要素，但是李红霞踹在顾大宏身上的一脚是为了让他逃开红卫兵头头举起的皮带；方屠户把大耳朵从阵地上拖下来，是因为红霞说“我可不想让我妈做寡妇”；保派的伏击让战派伤亡惨重，却因此一举敲定了顾大宏和李苏华的婚事，让胖姑第一次尝到了炼乳的味道；顾艾兰背信弃义扣押了方屠户，只是为了用他交换做了俘虏的丈夫——这便是花街的武斗，在每一种天经地义的暴行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的、私密的、不那么革命的理由。 乔叶的《认罪书》制造出了一系列的“文革”叙述者——盛春风的老同学、申明、老姑、秦红、钟局长、阎村长、王局长、李教授、钟潮、丙、广场老人乃至“编者”。乔叶不断地隐藏自己叙述者的角色，以一连串被制造出来的人物反复地、集中地去讲述某个“文革”片段，只是为了让它显得更加可靠，以一种虚构掩盖另一种虚构的痕迹。这些虚构的叙述者中透出了乔叶隐藏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从金金面对申明的困惑中表现出来：“‘文革’的时候，其实您还很小，甚至可以说，您都不算经历过，您觉得您有资格去谈论和评说吗？”虽然乔叶让申明“申明”了一个人阐述历史、追问历史的权利和意义，但在这精心设计的叙述框架中依然暴露出了乔叶并非亲历者的底气不足。她之所以让那些虚构的叙述者一个接一个地登场，有的人专司外围，负责描绘大环境，有的人专司故事核心，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故事，甚至让不同的叙述者集中火力，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是因为乔叶需要以某种虚构的方式来确认其中一些非虚构情节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从这个角度看，乔叶在小说中的身份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她是文本形成中的王者，她左右着小说叙述的枝脉和走向，但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像一些亲历者那样讲述历史，她需要一些帮她说话的人，需要一些旁证，更需要一种叙述安全感。所以，不同叙述者之间“文革”故事的差异和出入构成了秘密形成与揭开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乔叶作为一个非亲历者建立自己话语自信的过程。 在乔叶的虚构中，我们看到了她对既有史料的重新组织。一些常见的“文革”片段和问题被改头换面成为新的故事，而乔叶所做的就是以多重叙述的方式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家成为一手材料的发掘者，但乔叶在《认罪书》中的“文革”叙述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拼接的状态，而不是打碎了重新消化之后的再造。这让她的故事显得零碎、生硬，与作为小说主线的金金和梁家的“知罪、认罪”也或多或少生出些隔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