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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在最近的写作中，“70后”似乎突然从个人化的叙述中醒悟过来，决定跟历史进行对话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路内的《花街往事》和乔叶的《认罪书》。与“50后”不同的是，“70后”与“文革”之间的联系似乎不是那么紧张、剧烈和具有互动性。因此，如何在个人记忆的叙述中找到通向历史的窄门，这不仅是个技巧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李振以“墙上的照片”为喻，谨慎地提醒了“70后”“文革”叙述的难度和限度。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对‘50后’作家们来说，当下是从‘文革’走出的当下；而对‘70后’们来讲，当下与‘文革’的相遇纯属偶然。对于‘70后’作家来说，‘文革’只是墙上的照片——挂在上面有那么点儿意思，摘下来，房子还是房子，墙还是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述“文革”似乎成了“50后”、“60后”作家们的专利，“70后”、“80后”作家好像更关心身边事和男女情，对“文革”历史提不起什么兴趣。直到近几年，这一题材才多多少少进入了青年作家们的创作视野。 路内的《花街往事》开始于“文革”。小说以极快的速度从方屠户自不量力地看上李红霞转到了革命的喧嚣：先是一伙人架火点起了街上老字号的各类牌匾，接着有人驾着三轮运来了教堂里的风琴，人们变得更加开心，“浇了点煤油，忽的一声就把风琴点着了”。从这里开始，“文革”就再也严肃不起来，它在路内笔下变成了两个普通又扎眼的词：“热闹”和“开心”。小说读来很有《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跟老鲁斗智斗勇、耍贫嘴的气氛，但却没有王二那种浑蛋十足的传奇般的挑战者，它更像是一群糊里糊涂被搅进“革命”的外行人做的外行事，天然地与阴差阳错、手忙脚乱、歪打正着结下了牢固的“革命友谊”。虽然这些外行人也会开战，打得头破血流，但没人会因此而心生感伤。路内在这里只想让人发笑，让人感到语言的活力，即便这种叙述是历史之一面，他也会想方设法消化其中的沉重、壮烈和悲伤，只留下“热闹”和“开心”。 小说中所使用的词语与以往“文革”叙事那种努力还原现场的尝试背道而驰，它甚至刻意回避了当时活跃在人们口中的革命词汇，取而代之是“戆卵”。它模糊了语言的时代特征，却加强了它的地方特色，让小说更偏向显示人情和风土，而不是时代或什么政治倾向。那些偶尔出现的革命词汇往往意味着故意的调侃和俏皮，例如方屠户为了接近李红霞给李家送猪心，却发现这个便宜让顾大宏占了去，因而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资产阶级的自私”，以致顾大宏的脸在方屠户眼中也长得“资产阶级”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