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晚清民初是中国接受俄国文学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对托尔斯泰译介的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俄国作家。就翻译层面来看，我国译者最先翻译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题材中短篇小说，然后再过渡到他的长篇名著，翻译质量也逐步得以提高。从研究层面来看，托尔斯泰的传奇人生和宗教哲学思想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托尔斯泰在晚清民初之所以受到热捧，首先是因为其哲学思想与我国儒家思想的某些相似而容易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同。其次，托尔斯泰作品本身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水准高，有可读性。再次，当时中国社会部分文化精英对托尔斯泰不遗余力的推介也是重要原因。不过，晚清民初时期俄国文学译介者的俄文水平普遍较低，手头缺乏原版著作而不得不借助英、法译本进行翻译，部分研究者片面地将托尔斯泰主义的某些方面与中国先贤的哲学思想等同起来，这也导致当时译介者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出现了不少偏差。 【关 键 词】晚清民初/托尔斯泰/译介/误读 【作者简介】高荣国，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中俄文化文学关系研究。 如果以“五四运动”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为分水岭，晚清民初只是我国大举接受俄国文学的“热身”而已。这个时期我国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大都缺乏系统性，对单个作家进行集中和详尽研究的系列文章更加少见。然而，托尔斯泰则是其中的特例，当时我国对其作品的翻译规模及其专题性研究文章的数量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俄国作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五四前我国研究者共撰写了11篇介绍俄国作家的专题文章，其中有10篇是研究和介绍托尔斯泰的。在我国1919年以前翻译出版的65种俄国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占33种(结集出版或重译作品除外)，普希金2种，莱蒙托夫1种，屠格涅夫14种，契诃夫的短篇小说8种，高尔基4种，克雷洛夫3种。以上统计数据表明，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得到了译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拉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火车头”。 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之所以在中国译介俄国文学的发轫期就受到我国学人的高度关注，这与其传奇人生及作品中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容密不可分。此外，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受当时研究条件、译介者学识及其对待俄国文学的态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学者在“热情”译介托尔斯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误读。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既能帮助我们厘清中国译介托尔斯泰作品的背景、路径及其原因，也可以让我们返观晚清民初时期中国学人对俄国文学的期待视野，探讨某些误读的由来。 一 19世纪末，受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中国有识之士从“学西洋之长技”转向引入西方“政事之书”，希冀从中找到医治中国社会顽疾的良药，俄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开始进入中国。 托尔斯泰的名字在中国首次被提及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上海广学会的《俄国政俗通考》对他进行了介绍，称其“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转引自陈建华 39)。1903年，女作家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称托尔斯泰“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其“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①1904年，福州《福建日日新闻》刊登了寒泉子的文章“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该文主要介绍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并将他与我国的庄子、孔子、许行、伊尹等先哲进行了对比。 此外，王国维的“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1904)、“脱尔斯泰传”(1907)，鲁迅的“破恶声论”(1908)，陈淑铭的“托尔斯泰百周年纪念”(1908)，佚名分别于1911、1914和1919年发表的“俄大文豪托尔斯泰小传”、“托斯道氏之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与革命”，汝非的“托尔斯泰之逃亡”(1915)，李大钊分别于1916和1917年发表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和“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太玄的“小学教师托尔斯泰”(1917)，凌霜的“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著作”(1917)，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得”(1918)，顽石的“托尔斯泰之劳动生活”(1918)，封斗的“纪念托尔斯泰”(1918)，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1919)，两极的“托尔斯泰之影”(1919)等都是晚清民国初期在研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 1906年，托尔斯泰的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由德国牧师叶道生和中国的麦梅生(润色)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译，载上海《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该书由香港礼贤会出版，在日本横滨印刷，在中国内地发行。这是托尔斯泰的作品第一次经由英伦来到中国。今天看来，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在中国的影响有限。不过，王炳堃为此书写的序言从中西小说对比的角度肯定了译介托尔斯泰作品的意义。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近日新学家，所以有改良小说之议也。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不啻汗牛充栋。然所译者多英美小说，鲜译俄文”；其实俄国“亦有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读所序之书“觉襟怀顿拓，逸趣横生，诚引人入胜之书。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转引自陈建华 47)。 如果说《托氏宗教小说》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著的话，一年后，即190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君武从德文转译的《心狱》(《复活》节译)、朱东润所译的《骠骑父子》(《哥萨克》)、林纾试译的《现身说法》(《幼年》等)，包括热质在1911年所译《蛾眉之雄》(又名《柔发野外传》)等却都是从托尔斯泰的名作翻译过来的译本，且译著的翻译质量较高。1914年，马君武《心狱》(《复活》第一部)的重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评论家认为，该译本“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就当时的翻译水平来讲，《心狱》是值得肯定的一部译作”(郭延礼 219)。马君武既通外语又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修养，他能自觉地选择《复活》进行翻译，说明当时的翻译者已经具备较高的名著识别能力。这部译作在读者中得到好评，为中国人了解《复活》及托尔斯泰提供了新的参照物。 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托尔斯泰作品翻译方面，林纾也是很有成就的一位。在林纾翻译的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作品所占的比重不大，仅居第四位。不过，他的俄文译作几乎全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共有7部，其中在五四前翻译的就有4部。如果以单个作家的译作来算的话，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林纾所翻译的外国作家中居第一位(莎士比亚6部、小仲马6部、狄更斯5部，司各特3部)。虽然林纾所译托氏作品主要借助陈家麟从英文翻译过来，但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②，得到了刘半农、茅盾、郑振铎和钱钟书等人的高度评价。 1917年《娜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稍后《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刁冰伯爵”(即“两个骠骑兵”)、收录“波子西佛杀妻”(即“克莱采奏鸣曲”)和“玛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的《恨缕情丝》，以及《克里米亚血战录》(即《萨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名作相继被翻译。可以说，在五四之前，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托尔斯泰的大部分作品在中国都有了译本，其中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美华浸会印书局和公民书局等知名出版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