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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为民众启蒙的重要工具 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首先想到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承担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观念转变之重任的思想家们，鼓励“运用一切理性去探索未知”，比如康德、孟德斯鸠、卢梭等等。正如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宗旨一样，他们自称为“哲学家”，强调理性、智力、和对知识的运用，是现代性极为重要的特征。但今日汉语语境下，我们经常将作家、读书人、学者、记者、教师、编辑等“知识界或文化界”的组成分子与知识分子的概念混用，因为现代知识界的社会身份与职能，也不断随着社会功能的需求而有所变动。那么，启蒙知识分子在华语世界中应如何界定？ 周宪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里提到启蒙知识分子在其社会角色的扮演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二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三是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齐蒙格·鲍曼发现，在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扮演极其重要的合法角色，然而一旦权威确立，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在越加制度化的学术和学院机制中求得自我表达，渐渐就会与社会现实及其实践产生距离。福柯则从“话语结构”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话语生产既影响知识实践的范围，又和社会控制有关。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被赋予某种重要的职能，提供专业知识，决策和影响公共舆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话语又不可避免地与主导或霸权的话语相冲突。 用上述西方理论体系来对照，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有本质的不同。追溯历史，在面对民族的现代境遇里，他们对现代性的向往是基于传统中国受到一系列挫折的产物。以甲午之耻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在震惊之余开始区分老旧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有别于西方思维的理性论辩传统，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习惯、或说更迫切于感性思维的“革命式”改造，希冀登高一呼，民智和思潮就立马更新面貌。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语言文字(白话文运动)的革命作为一系列社会变革的首发，这使他们空前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文学就成为民众启蒙的最重要工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表现出文学向着现代性开放的信念。李泽厚说：“五四作家是把语言和思维联系在一起思考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文字语言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