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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经验 小说所要呈现和探索的，是生活中感性和隐秘的“内在经验”，是生命舒展的痕迹。而生命的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历史这一巨大的幕布之下，小说就是要将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从历史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从而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项小米的《记忆洪荒》写出了宏观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变与不变。时代的变化是摧枯拉朽的，毫不迟疑；而人心的流转是漫不经心的，含情脉脉。相比之下，恒常的“存在”是人情、是人性，是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义理和逻辑。《记忆洪荒》中既有对艰苦从军岁月和那场惊天洪水的追忆，有对那个疯狂而荒谬年代的反思，也有对主人公直面理想和爱情“上下求索”而不得的痛憾。作者执著地回望生命的来路，发现即使是在那个疯狂荒谬的年代，那个洪水席卷了一切生灵的年代，依然有生命和爱情在潜滋暗长，并且正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信仰和人格伴随了整整一代人虽然历尽坎坷，却依然坚定如昨。作者把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完美地结合，进行了充满情感的反思和追忆。小说以女主人公许北北的生命轨迹为主线，穿插有日记、梦境、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及其手记、朋友的信件、父辈的传奇遭遇等内容。深刻的自我分析、怀疑以及对人性的叩问使得作品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相，作品内部不同的文本之间相互印证和补充，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小说从现实众多的精神扭曲和情感迷惘中切入，直击当下社会诸多精神症候。书中所有的细节、人物都带有作家的体温和真切、实在的记忆，小说语言干净准确、心理刻画细致到位。这使整部小说在传递历史的悲情之余也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内在力量。 李骏的《穿越苍茫》书写的是家族史和母亲的生命史。他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热力与温度。作者对革命老区红安当地的风物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的熟稔渗透沉淀于字里行间，精彩而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作品呈现出人类内心深处极为隐秘而又细微的经验，对历史与生命、与生活、与生存的关系等等极富存在感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甚至于严苛的探索与考量；将人心的坚韧、人性的高贵、信仰的坚定、生命的力量置于风雨如磐的革命历史背景之中，书写得真实感人、摇曳多姿。武歆的《陕北红事》、梁晓声的《懦者》和韩征天的《纸上的枪声》都堪称革命历史叙事谱系中的“另类”。《陕北红事》的别致在于叙事的结构：小说打通了历史和当下，所谓的“红事”，都是由当下人讲述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而当下的叙述者又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红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生活在现实时空，传承着前辈的历史基因。“历史”和“现实”互为背景，互相关照，彼此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缠绕前行，有效延伸、拓展了“红色叙事”的时间与空间。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无论是当下的还是过去的，都贴合并融入了当下陕北的风景、风情和风俗，在文本层面呈现出“游记的样式”。尤为可贵的是，小说的整体性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和打乱，其整体结构反而因此更趋稳定、合理，显示出作家强大的叙事力量。《懦者》和《纸上的枪声》的新异之处分别在于人物形象和题材类型。前者的主人公王文琪表面上懦弱、对日本人摇尾乞怜，实则智慧内敛，深谙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梁晓声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新鲜另类的人物形象；后者则号称我国首部以战地记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题材空间拓展至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这两部作品的类型化风格都极其明显，在语言、结构和意境等其他层面乏善可陈。 抗战题材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被视作题材的富矿。然而，随着时光的远逝，抗战历史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渐趋模糊与混沌，能否有效介入抗战那段现代中国之“大历史”，对处于想象彼岸的“历史存在”进行富于主体性、时代性和真实感的新鲜叙述，着实考验着当下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作伦理。李西岳的《血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亦不见对大的时代风云、历史背景以及战争场面的全景式书写，李西岳将视点聚焦于战争中的个体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轨迹，以富于生命痛感和抒情性的笔触构建起一个凸显作家主体性和地域风格性的独立而完整的“小世界”，对战争“大历史”进行了微观重述和浪漫抒写。《血地》之所以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场，正是为了表现与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极富个人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小叙事”勾勒出来的小而完整的“内在经验”世界鲜活生动，具象沉实，带有作者的情感温度和认知深度。所谓“小叙事”，就是关乎人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背景中的小细节的特写。《血地》透过对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和时代的面影，小说的气象并不因聚焦个体而渺小，反倒因为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独特而更显开阔与完整，进而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人类共通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