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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主义 “原始主义”最初用来命名一种文学创作倾向，后被指认为文学批评范式，再普遍化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化路径清晰可辨。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原始主义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凡是与原始主义这一独特角度有关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原始主义文学。原始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研究和评论具有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品与现象，同时也指涉原始以及与原始主义话题相关的特定批评视角。原始主义批判因此兼具“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种功能，对于原始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人类学的内在联系，方克强认为原始主义文学批评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野，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挪移了文化人类学的价值观，并且参照了文化人类学的目标(“原始主义”95－101)。这样看来，原始主义文学批评在整合人类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就具有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意义。 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实质，就是运用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和材料审视文学，神话原型批评和原始主义因此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和批评目标三个方面考辨两者的异同：“前者以超现实的想象为特征的神话类作品为主，后者则以反映文化困惑及其现实冲突的写实类作品为主；前者注重从远古到现代人类在文化心理上的连续性，后者则强调原始与现代对立的人类文明的阶段性；前者揭示作品在显现原型方面的永久性价值，后者则评论作品在返归原始意向上的现实性意义。两者差异与互补，使文学人类学批评具有更大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12－13)。在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的“前史”阶段，鲁迅的神话研究就集中表明了原始主义研究倾向，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的寻根文学和西方当代寻根文化思潮研究中，原始主义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意义。 作为从开天辟地至今的完整故事，神话开始了对世界的统一解释。鲁迅接受了人类学派神话起源学说的观点，认为“昔者初民”在“变异不常”的“天地万物”面前要缓解困惑获得生命意义，只有“自造众说”开始对世界的整一理解，把事情发生的原因指派给“出于人力所能以上”的超自然力量或某种生物(“中国小说”19)。鲁迅意识到“神思”在神话发生中的作用，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65)。《破恶声论》亦云：“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32)。古民“神思”所催发的想象力建立了不同事物之间的非因果关联，这种理解方式被指称为感应思维或者感应认知，弗雷泽所称的巫术“同一律”或“互渗律”、维柯理解的“诗性思维”、列维·布留尔所言的“原始思维”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野性思维”，同样依赖于现象间的种种感性联系，世界拥有秩序从而获得理解。 对神话发生所作的原始主义解释，并不是鲁迅的发明。不过，以神话为题材创作短篇小说，对先秦神话进行创造性转换，从而再造民族原初生命力，却是鲁迅神话研究的个人特色。他把女娲抟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故事写入《补天》，把后羿的故事写入《奔月》，把大禹的故事写入《理水》，并非为了恢复神话的原貌，而“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鲁迅，“我怎样”527)。在鲁迅的理解中，开端所隐含的本源性价值直指民族的原初生命力。但神话材料中并不现成地摆着一种叫做“原初生命力”的东西，这需要能够穿越常识和理性的设定，才能瞥见被遮蔽最深、遗忘最深的本源性存在的原初生命力。廖诗忠认为，鲁迅返归先秦文化源头，是由于“新生”思想的内在困境所引发的，民族“新生”最后落实在民族“新人”的历史生成上。被长期遮蔽的民族原初生命力是“新人”产生的历史之源，唤醒民族原初的生命力需要归源之思，“它将向外求取的工作转换成了向内接引，使‘新生’由外力促迫转变成民族内部文化‘再开端’的自我更新运动。鲁迅文化归源之思的第一站便是先秦神话，这是由神话的开端性地位所决定了的”(廖诗忠91)。选作小说主人公的三位神话传说人物女娲、羿和大禹，均是生命力充盈丰沛并且创造了丰功伟业的神或英雄。 新时期文学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民族文化传统，确认民族身份和恢复传统记忆。有感于民族文化的断裂，从1985年开始，一批作家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文化寻根，强调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色彩。他们的态度，多少受到返回神话和原始主义文化思潮的外来影响。寻根文学反映了现代人在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人类文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文化人类学日益显示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和独到性，于是寻根文学热推动了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克强论述了文学人类学的批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宏观文学视野和研究态度”(《文学人类学批评》6)。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思考，虽然没有在理论的内在逻辑上进一步论证，但也恰恰因为来自于批评实践中的经验感受，使得这条批评原则保有了现实针对性及其理论活性。 从2000年发表论文《从〈金枝〉到〈黑色雅典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寻根》(《寻根》2000年第6期)到2009年出版专著《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这段时期内，叶舒宪对西方文学寻根大潮中的“原始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材料、方法到学术伦理等多个方面拓展了原始主义批判内涵。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全球文化寻根与文化再认同分别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白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主义的复合性价值体系，当代文化寻根运动者反思和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集中在种族、地理、历史观、性别、宗教诸方面(叶舒宪，“新启蒙”99－104)。叶舒宪分专题研究了西方文化寻根运动的“黑色风暴”、“凯尔特复兴”、“女神复兴”、“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六大分支。他的研究强调了认识异文化的新方法：借鉴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式，摄入个人的实地考察和体验，特别注意从各种边缘的或非主流的、非官方的、非学院派的亚文化视角去发现和审视问题(“文化寻根”42－50)。另外，文化寻根所具有的重新滋养的治疗学意义也得以强调。 对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向往，意味着在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所支配的现实世界之外构建能够安放心灵的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充满诗意与幻想，连接着人与万物之间原初的亲缘关系。原始主义给了处于复杂社会转型中的人们许多超越和逃避现实异化的乌托邦式期许，作为现代文明的反思性话语有其强大的批判力量。原始主义假定人性是堕落的，这种堕落与人之为人的制度性条件相关，因为人是制度创立过程的结果和产物。圣·奥古斯丁代表着基督教关于堕落的观点，认为人的原初状态是由《圣经》神圣揭示的状态；卢梭代表着浪漫主义的态度，把人原初的前社会状况视为从人当下的自然本性推断出来的想象的可能性。原始主义执著于人类遥远的过去，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需要，可能还蕴涵着某种深刻的伦理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