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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征性解释”的正解 让我们再回到乔纳森·卡勒。卡勒所说“表征性解释”也具有显著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但他是从阿尔都塞又向前发展了。卡勒的进展有两点，一是他更多在正面意义上使用symptom这一概念，翻译过来就是更多用作“表征”、“象征”、“表象”、“现象”之意，同理，他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更多应理解为正面的“表征性解释”，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症候式解释”。如果说阿尔都塞是将文本中那些语焉不详和存而不论之处视为“症候”，从对它的解读中生产性地发现更大问题的话，卡勒则是将文本本身看成一种“表征”，解读它对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象征意义，从而发挥其积极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二是卡勒提出“表征性解释”，是用对外部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取代了阿尔都塞式“症候式阅读”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反思，实现了文本解读的“向外转”。卡勒屡屡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性联系，指出文本是从社会同一性派生出来的，从而成为社会同一性的表现或现象，成为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进而肯定这种“表征性解释”推动了理论旨趣从“症候式阅读”“向外转”的大趋势。他说： 这种方法(按指表征性解释)涉及从解读文本(仔细解读)到社会政治分析的转移。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1](P54)如果说在拉康和阿尔都塞那里“症候式阅读”一说还属于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营垒的话，那么，卡勒的“表征性解释”则已经走向了社会学。 但是，这种“向外转”的动向并不是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在经历了20世纪初以来以文本、语言、结构为本体的形式主义文论占据王座的时代之后，人们对于转向社会学方法的“表征性解释”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将其视为一种偏离、过激和极端，这也就是该概念中“表征”经常被消极地解作“症候”的原因之所在。卡勒对于这一现状作了以下描述：“通常，症候阐释被赋予消极意义，因为它把文本视为某种症候。如果把某个文本看成19世纪阶级斗争的症候，看成社会中意识形态矛盾的症候……即把文本看成某种表征，关注点就会偏离文本本身。”卡勒并不认同这种意见，他以自己多年前关于福楼拜评论的一书为例说明，在“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两种解读模式之间完全可以取得某种平衡和协调。他说，该书原先是探讨小说写作规律的，并没有打算对具体小说进行表征性解读，后来听从出版商的建议，在诗学与诠释学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增加了表征性解读的章节，促进了读者对于福楼拜小说的阅读。他觉得这样做不失为明智之举，“这种折衷办法是非常实际的，或许也是明智的，这样更多的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为此，卡勒肯定“表征性解释”的必要性，认为“做文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能让你着迷的想法”。[2] 卡勒进一步指出，这种“表征性解释”是一种“过度解读”、一种“偏激”的解读，他回顾以往对于这种“过度解读”的支持，声明“我今天仍然认为‘过度解读’有必要性”[2]。卡勒指的是1990年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他与艾柯、罗蒂两人围绕“解释与过度解释”所进行的一场争论。卡勒反对借批评“过度诠释”来限制人们对文本做出各抒己见的诠释，本来这种诠释是可以激励凭借好奇心进行探索、凭借创造冲动获得新发现的。他主张应该让人们尽量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尽可能远的地方。他在提交给讲座的《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指出：“‘过度’诠释要比‘稳健温和’的诠释更为有趣、对人类智识的发展更有价值。没有哪个对‘过度诠释’毫无兴趣的人能够创造出如此富于诠释争议性、如此富有活力的小说与人物来。”[5](P119)不过卡勒也指出，“过度解读”要避免与“过度进食”之类负面理解联系起来，它通常是指“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阐述文本中隐含的，或者读者引申出来的意义”。他进一步解释说：“有趣的解读是能够提出一些文本并不鼓励读者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顺着作者的意图去阅读和解释预先设定的问题。”[2] 这样看来，“过度解读”触及的恰恰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理念、旨趣和方法上的根本性歧异了。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派生出来而又消解了文学研究，甚至反过来收编了文学研究，这就大大改变了文学研究的生存状态，从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文学教授恰恰在做与文学毫不相干的研究，他们所做的更多地属于文化研究，这种非常规的、非预设的、引申的解读便成为一种“过度解读”。卡勒指出了它的种种表现，一是它会专注于种种文化现象，譬如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等，同时它也会关注历史话题、文化话题、妇女解放、社会动乱等。二是在研究某个文学个案时，会要求阅读大量相关的其他学科的资料，譬如要理解某部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可能需要阅读历史文献、哲学理论，了解其他语境中时间的处理方式。他可能研究某个特定的文化话题，但其资料却又是非文学的。总之，如果说以往的文本解读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的话，那么，现今采用的则是“粗读”(distant reading)，例如通过定量分析来统计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考察某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等等。它关注的是文学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于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一个群体，退到背景位置，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新的视角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地。以上种种套路和方法往往被人归为“文学社会学”。[2]而这一切都已突破了原先文学研究的框范，显现了开阔的生长性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