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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 王本朝 参加讨论

    一、文章即说话:白话文观念的确立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继晚清之后再次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后来,他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②在“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一条里,还特别注明是“八事”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和“须讲究文法”等“五事”的变相。这样,“有话说”和“怎么说”就成了文学“八事”和“四条”主张的关键内容,也是白话文观念最为简洁的表述。周作人曾对五四白话文和晚清白话文作过比较,认为五四白话文的特点在于“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文则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③这也等于认同了胡适的主张。胡适自己也曾使用“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理论。④他所说的“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活的语言”,表现为语言的“鲜活”、“灵活”和“生活”等特征。实际上,最能体现语言之“活”的应该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了。但胡适对这句话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只是强调了“说话”的“话”和白话文之“白”的价值。他理解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清楚、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⑤这样的“白话”显然带有生活化、口语化和明晰化的语言特点,但却不具备白话文的文章特性。白话文之所以成为文章,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怎么说和怎么写关系到文章的形式和技法,陈独秀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就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形式为目标。胡适则忙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寻找历史依据,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历史合法性。至于如何实现从“说话”到“文章”的写作,则由傅斯年作了回答。他把“说话”看作是白话文的“凭藉”,是白话文“语言的质素”。它所具有的“快利清白”、“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等特点,可以成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因此,他提出应“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⑥但是,“说话”只是白话文的原材料,从“说话”到“文章”,还需要“直用西洋词法”,写作“欧化的白话文”。⑦从胡适倡导“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傅斯年主张“留心说话”,“说话”被当作白话文理论的基点,后来的叶圣陶也承续了这样的思路,认为“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⑧由此,“文章即说话”也就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最先提出的文章观念。
    但是,文章之“话”并不完全是口语所说的“话”。刘半农就说:“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逐字写下,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⑨写文章是要对“说话”作加工的。鲁迅的感受也比较真切,他认为:“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⑩说话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方便、自然和顺畅,文章却要受“时间”和“纸张”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简洁”和“明了”,自然就有“做”的程序和章法,当然,“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11)周作人多次发出“作文难”的感叹:“做文章到底是苦事”,既要有“想说的话”,还要想到“话”该“怎么说”。(12)他关心的“话”该怎么说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作法,他还从语言的使用和接受角度区分了“口语”和“文章语”的不同,认为:“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它虽以口语为基础,但“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更“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般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13)
    这实际上说到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谁”用语言,为“谁”而用语言的问题。由此,周作人区分出“普通说话用”和“写文章用”两种语体,对应“普通人”和“相当教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接受者。20世纪西方哲学曾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重建了语言与人的关系,把语言作为存在论看待。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4)周作人并不具有存在论的语言观,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语言只被视为交流的工具,但他却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隐含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方式这一判断。这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与周作人不同,胡适的文章观念有自己的出发点,他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就是对语言主体的消解或者说整合。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15)作为老百姓的“他们”可用白话,出身士大夫的“我们”则用文言作诗作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都用白话说话或作文。这的确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运动采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话语革命来变革和统一思想。但通过改变语言的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也容易导致语言和主体的双重迷失。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改变会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重建也会使思想和思维发生重组。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文章即说话,把说话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整合“我们”与“他们”语言差异的愿望和意图。钱玄同说过:“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16)“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体现了“文章人人会做”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接受。
    这样,白话文运动所建构的“文章即说话”观念,主要不在于“怎么写”的技术问题,而在于它承担着社会改造的任务,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历史责任。(17)这也是白话文不同于传统文章学的地方。白话文被看作现代人思想独立的标志。鲁迅提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8)白话和文言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关系到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问题。(19)所以,白话文观念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问题,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20)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21)这样,白话文不仅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还有“借语言改造思想”的任务,在形式上,它以通俗、鲜活为目标,在内容上,则以自由和个性为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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