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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宣侠父和《西北从军记》(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杨槐 参加讨论

    
    三、 藏区革命启蒙的文学经典
    宣侠父追根究底地指出回汉民族矛盾:“在回民看来,汉人的嘴,比什么也肮脏。一百年来,不断地发生回汉冲突,直到现在,仍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中。这两个民族间的冲突性,却隐伏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上,就是吃猪肉和不吃猪肉的问题上。今天,兵士们都在纷纷地担水造饭,这不言而喻,又是汉人军队刺刀的威力所致的。”[6]用回族信仰的历史反衬内地国民军的野蛮践踏,国民革命未能给西北人民带来和平,而是持续不断地酝酿出更加深刻的民族矛盾。
    宣侠父以甘草和铁蹄刻画出被侮辱人们的复杂内心世界,深刻剖析了被军阀压迫下、扭曲了的藏区生活。马麟的回民部队进入藏区,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刀剑,大军所过,人民的财产,除了土地和猪以外,一扫而光。一九一八年以来,马麟派兵蹂躏夏河、碌曲、玛曲三县的拉卜楞寺教区,血腥屠杀七千余名藏族僧俗,焚烧三十多座寺院及附近村庄。宣侠父万分愤慨,深表同情,他在《西北从军记》中形象地描写藏族人民遭受的巨大深重苦难:“沿途时见野生的甘草,一丛丛滋长在沙地上,然而一茎一叶之间,都残留着先行部队骡马啮食和践踏过的痕迹。这种微小的植物与世无争,生长这荒僻的原野,然而终也不能逃避政治劫数。”
    宣侠父客观冷静深入地观察藏区的现实生活,善于运用心理活动的形态和规律,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拉卜楞寺是甘南藏区的宗教中心,《西北从军记》记载了嘉木祥活佛,“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喇嘛,穿着黄缎的僧衣,斜披着大红的袈裟,从里面迎接出来,这就是象征着草地最高信仰的嘉木祥。……这是一个神秘的孩子,他虽然被一部分人高举在天上,教他代表万有和一切,然而他终是天地间的儿童,局促地坐在短凳上,至于不敢向我正面而视,只是注视着足下的狼皮[7]地毯。这真可以说是一个人间可以怜悯的孩子,他的一生,被人们在一种模型中雕刻着,每天关闭在帐幕里,喂他一些酸奶和羊肉,从朝到晚,教他念经。有时偶然说出一句不祥的话,他的师傅,就拿着戒尺,先在他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再用戒尺,打他的手心,所以他平时只要看到他的师傅,向他跪拜的时候,就知道厄运已经来临,哇然地哭出来了。”[7]
    1926年夏,宣侠父向嘉木祥活佛和藏区头人建议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和“藏民文化促进会”,他亲自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和《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反动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向广大藏族同胞宣传要生存必斗争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他在《西北从军记》总结了组织藏区群众斗争的经验,他说:“革命让本身最需要革命的群众来从头做起,自己来领导,来进行。”他对昌扎赫寺的黄位中说:“一个民族只有提升自己的力量,才能不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
    宣侠父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藏区人民的坚决斗争,得到全国革命进步力量和人民的支持,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宣侠父怒斥反动军阀政客:“政治的拐匪,只能醮着群众的血,签字在自己的银行支票上,或者在革命的旅队中,攫取群众的利益罢了。”[8]
    宣侠父对藏区的革命启蒙宣传得到了嘉木祥活佛和众多酋长的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酋长们陆续应召到达了俄拉草地,共计来会的二百三十余人,每人还带着四五个护送者,广大的草滩上,搭满了各色帐幕,炊烟涨大,人喊马嘶地,冲破了草地所有的寂寞和虚空。……对他们解释甘青大同盟的意义和组织。在演讲时,忽然天空降下一阵豆大的雹子来,但他们仅仅把头向羊皮袄内一缩,仍然很镇静地谛听着,到我演说完毕……。藏民真是一个善于说辞的民族,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明此后对于大同盟的拥护和责任。一个完了,又是一个,延续到三四小时之久。……他们对于我说的‘团结起来,自求生存’劝告,表示完全的诚意。”看到藏区人民的觉悟和斗争的勇气,宣侠父表达了对西北藏区革命的坚定信心,他说:“我竟突然看到了东方的天际,流动着漫烂的红霞,曙光一线,映照着大地了。”[9]
    宣侠父对蒋介石和包括西北军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西北从军记》最后这样写道:“这些英雄们,当他们在所谓蛟龙失水的时候,只要于他本身有利,本来什么主义,也会赞成的。譬如:他们要希望日本的援助时,就可以向万世一系的天皇,高呼陛下万岁!当革命高潮澎湃的时期,他们每天呼喊着革命,也不怕牙齿会因此发酸,于是群众和一切革命势力,就去拥护他,援助他,我们这些政治清客,更是天天喊破着喉咙,现凡间了各种捧角的丑态,但是到了他们羽毛丰满,一飞冲天的时候,为维持自己眼前的政治利益,甚至于毁灭地球,也所甘心,群众的利益,他们早已抛入云霄去了。在过去,我们真是用打彩票的方法来革命,然而我们的彩票,却又是一张废纸,什么也没有的。”[10]
    “六月中旬,有一列火车,在深夜里驰过武胜关,向南方飞进。许多结束了“扛轿小史”的乘客,装满在车上。黄昏静了,天地是黑暗的,一切一切,都悄然沉寂无言。当然的,黄昏不仅仅是属于乘客所有,这是一个时代的黄昏。然而我相信,在这个黑暗的黄昏里,一定有许多人,正在摸索前进着,永远摸索前进。梦儿不是从这时做起,梦儿却是从这时醒来的。”[11]
    《西北从军记》真实地展现了西北革命斗争洪流的广阔画面,指出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向西北和藏区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北革命事业的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那些深入现实斗争的作家、艺术家以历史的、科学的眼光,描绘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图景,他们的作品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鲜明地反映了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大多数劳动者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的宗旨,这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价值。
    文学是优秀民族成长的沃土,作家是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优秀儿女。宣侠父虽然只有三十九岁,他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创作了《西北从军记》《入伍前后》两部文学作品,留下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人民深沉的爱。阳翰笙听到宣侠父遇难时说:“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他。”[12]嘉木祥活佛、许多酋长和藏区人民纷纷表达对宣侠父的无比怀念,代表了藏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情感和拥护。宣侠父是一个令人民喜爱,令敌人恐惧的伟大作家,这是中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赞誉。
    文学是不断地哺育儿女的纯净乳汁,是人们现实活动与思想、情感、艺术创造的集中体现,我们从文学中看见了历史,也找到了未来的目标。从文学和历史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赢得和平与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和平使人类获得崇高和尊严,文学使我们变得更加伟大。今天,文学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进步思想的最佳形式,仍然是汇合凝聚人类文明进步的共识。
    宣侠父的《西北从军记》为西北藏区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道曙光。随着中国梦的伟大复兴,西北及甘南的崛起,这部作品会和作者的名字一样,广为流传,它所展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艺术感染力仍将熠熠生辉。在中国和世界文坛的丰碑上,一定会镌刻上这样的文字:宣侠父和《西北从军记》。

 
    参考文献:
    [1] 刘小清《宣侠父——左联中的国民党中将》
    [2] 《西北从军记》第166页
    [3] 《西北从军记》第139页
    [4] 《西北从军记》第15页
    [5] 《西北从军记》第2页
    [6] 《西北从军记》第49页
    [7]《西北从军记》115页
    [8] 《西北从军记》115页
    [9] 《西北从军记》115页
    [10] 《西北从军记》167页
    [11] 《西北从军记》167页
    [12] 刘小清《宣侠父——左联中的国民党中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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