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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不同技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重要性，可谓众说纷纭。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把当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辩论设置为诗辩的背景，不同于前辈诗辩者如薄伽丘等把诗歌纳入神学的范畴，他把神学从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学科中排除，使诗歌不仅获得独立地位，而且成为真正的王者。这无疑与他对学科的划分有关，从中仿佛看到培根《伟大的复兴》中学科划分的“彩排”。 技艺与自然的关系和学科的划分 关于学科的划分，主要涉及各种技艺与自然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把自然之作视为人类技艺的主要对象，这项原则常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所采用。当时关于艺术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种观点，导致了对人类技艺等级的经常性辩论。 锡德尼在《诗辩》中的观点则别有深意。“没有一种传授给人类的技艺不以自然之作为其主要对象。”他列举了天文学家、几何学家、数学家、音乐家、自然哲学家、道德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等等，指出其皆以自然为基础，唯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诗歌不受制于物质世界法则的约束，能比其他学科更好地实现学问的目的。 锡德尼遵循亚里士多德传统对学科进行划分，指出什么是尘世间学问的最高目的。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每种技艺与研究都以某种善为目的。由于存在多种技艺与学科，因而也就存在多种目的。在有些情况下，几种技艺可以属于同一种技艺，比如制作马勒的技艺和制造其他马具的技艺都属于骑术。主导技艺的目的比从属技艺更被人欲求。亚氏顺理成章提出一项关于美德的指导性原则，即存在着善或最高善，“它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对象”。 锡德尼依此把人类学问分为手段性学科和主要知识两类。前者以一种主要知识的最高目的为旨归，为积累有用但非根本性的材料。人们依禀赋和爱好追求不同的技艺对象，这些学问虽各有其目的，但都只针对宇宙中某一具体方面，研究物质世界及超出人力范围的操控该世界之力量，而不是人居于其中的宇宙整体。这类学问在知识范围和道德上均有局限，只能让心灵为美德做好准备，而不能把美德赋予心灵。与之相比，主要知识是人关于自我的知识，这是一种在伦理和政治上关于自我的学问。这是唯一有价值的学问，与人在宇宙万物间所处地位不仅相称且息息相关。 锡德尼用骑术为例形象说明这两类学问的关系：“犹如鞍工的直接目的是做出好鞍子，但是其更深远的目的是为骑术这一更高贵的技能服务；骑兵之于军事亦然。”手段性学科贡献于终极目的，正如鞍子之于骑术，或者如骑术之于军事。他暗示在严格的等级链中，手段性学科处于相对低端位置，而居于最高位者是那些对人类如何组织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力的学科。真正的学问不是研究外部世界的本质、结构、比例和数量，除非与人相关。尘世间学问的最高目的是把人引向德行，最能启发德行的技艺就有最正当的权利作为其他技艺的君王。假如诗人能够胜过竞争对手，他就应享有此称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