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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主义的作家 《西北从军记》以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剥去反动军阀的一切伪装，把欺骗者的一切谎言去除干净，客观地呈现西北和藏区现实生活、人性特征和重大事件等，对西北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西北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一部兵戎枯骨、闺妇残梦、血腥野蛮的漫长故事。西北从来就是个民族间相互掠夺厮杀的战场，无论是冒顿的骑兵，还是汉皇的貔貅，成千上万的士兵，都埋在了这片土地上，杳远的时光，已经把他们的尸骨消蚀成泥沙了。这里是秦始皇导演屠杀活剧的戏场，有多少威震百世的名将，饱蘸着千千万万无名小卒的鲜血，把自己的姓名写在历史上，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事业。宣侠父说，在这块土地上，再不会相信人间有所谓“春之缠绵”的存在，野蛮的屠杀和落后已经使那时的西北社会丧失了所有的活力。 在这样的舞台上，国民革命军、西北军阀、各式各样的势力轮番登场表演，这一场活剧被宣侠父的《西北从军记》中再现了。 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 对于冯玉祥的五原誓师和西北的形势，宣侠父是这样描写的：“九月十七日，青天白日的旗帜，开始飞扬在五原的天空，冯氏举行了誓师典礼，当时的西北，却因此激起了革命的潮头，潮头冲击着西北的城市，兰州沸腾了。” 宣侠父是冷静的，他指出热火朝天、信誓旦旦的大革命形势后面的暗流涌动，酝酿着极为危险的局面。 1927年4月宁汉分裂之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冯玉祥先与汪精卫谋划，后与蒋介石会面，经过权衡轻重，最后决定清除内部的中国共产党人。宣侠父对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人的叛变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批批的政治领袖，到了环境变动的时机，纷纷然就将当初的誓词，抛到厕所里去。自然，这些聪明才智的人物，他们当然不再来怕五雷殛顶，或者死在千刀万剐之下的。至于信义，没有官和金钱来得现实，更可以不必忧虑了。其余像宣言通电之类，不过都是些暂时游戏的小品，和市侩们‘秋季大减价’的广告一样，更谈不到实践的义务的。······在革命高潮汹涌而澎湃的时代，黄狗都会狺狺狂吠着来参加革命，然而这些骨子里反革命的东西，到了热潮偶然低落的时候，它们就立刻掉转尾巴，钻入反革命的狗窝中，向整个的革命反噬了。”这样尖锐的揭露，令国人猛醒，宣侠父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毫不留情，他说：“我们也明明知道革命的队伍中搀杂着许多投机的分子，但是我们以为在革命的命令之下，他们是无法叛变的，终究我们是变成时代的傻子了。”“天地的颜色改变了，中国的革命，已经流产了！我们这些近视眼者，翻身在这个发酵的酒缸中，茫然地不知道怎样来寻找出路了。我们还希望从天外飞来一个机会和原因，挽回这翻天的即倒狂澜，使我们梦想的黄金楼台，重新实现，但是我们的眼前，终于是完全黑黑的。”[2] 对于各种各样的军阀势力和天花乱坠般的政治谎言，宣侠父辛辣地讽刺：“满街悬挂着许多奇形怪状的青天白日旗：有些和车轮一样的，有些和菊花一样的，有些简直像一只螃蟹，最引人兴味的，就是那些只在一块青布的当中，用白粉画上一个大烧饼的旗子。在饥饿的中国，烧饼本来比什么天日也来得重要些，如果真要用烧饼来做革命的旗帜，我想或者不至于走错了道路。”[3] 宣侠父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变化。譬如，他与冯玉祥见面时：“听说冯氏会客的时间，规定是上午四点钟到六点钟，这也是冯氏疾恶官僚的滑稽表现，因为从四点钟到六点钟，无论在夏天与否，正是一般官僚被窝中的黄金时间，所以这个规定的会客时间，不啻挂着牌示说‘官僚止步’。” 宣侠父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人物个性特征的技法堪称一流。冯玉祥对士兵训话说：“当我从前当兵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只想我要有一斤银子，我就坐着吃，什么事情也不干了；后来升了排长，才知道一斤银子，并不值得多少钱。我就想，如果有一斤金子，我就可以吃着无忧了，后来升了连长，我的欲望就更大了，我只想积蓄一笔钱，盖造三间平屋，每天炖一罐猪肉，给我父亲吃；谁知道升充营长的时候，我就要参加革命了。”投身这样的革命，官当得越大，野心就越大，坏事做得越多，宣侠父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军阀战争的本质。 那么冯玉祥当上了西北王后，又有了什么样的追求呢？宣侠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摄行过大总统职务的，叫黄膺白，他跑到冯玉祥的专用厕所出恭，“黄氏自以为他所有的履历，是配向督办厕所出恭的。谁知当黄氏正在中途最关紧要的时候，一个卫兵因为当初没有注意，这时听到黄氏闭气用力的声音，就进去一把将黄氏拉出，喝着说：‘糊涂！谁教你在这里拉屎？’黄氏掇着裤子，匆急地说：‘我是黄膺白。’卫兵放手向他胸部一推，说：‘我管你是黄膺白、黑膺白，反正这里不许你拉屎。’黄氏只好到官长厕所完成他的未完工作。”[4]幽默调侃中，宣侠父深刻揭示冯玉祥既有投机革命，谋求升官发财的一面，也具有接受进步思想、同情人民的一面，所谓的“割据将军”、“基督将军”、“倒戈将军”的两面摇摆性跃然纸上。 《西北从军记》充分运用讽刺手法，以加强批判揭露的力量。宣侠父不但善于从地主官僚和旧军阀的日常生活中揭露其丑恶本质，而且充分运用虚构、夸张、对比甚至怪诞的讽刺艺术手法，抨击他们的昏聩荒唐和卑鄙无耻。西北军阀马福祥吹嘘庚子年西太后銮驾西行，给西太后扶轿的恩赐，“凡西太后的鞋式鞋尖以及鞋底，都在夹写分写的言词中形容出来，说到太后温言慰问时，在月光中，我看到他几乎感激得要老泪纵横了。其实给一个老妪扶轿，总不能说是奇事，或者竟是一种羞耻;但是因为这坐轿的老妪，是要称为太后，所以扶轿就会变成一种恩典，而且是一种荣誉，不过，我想从恩泽方面而言，扛轿的人，终究比扶轿的人，更来得高厚。如果有一位给西太后扛过乘舆的人，给我来叙述他的‘扛轿小史’一定是会更动听的。”[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