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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在新华社当日播发的《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电讯中(刊于9月10日《人民日报》)，时年44岁的作家浩然的名字赫然在内。 在200多名治丧委员当中，虽然有杰出的现代作家沈雁冰(茅盾)，有著名演员浩亮(钱浩梁)、刘庆棠，可以称其为“文艺界人士”。但沈雁冰当时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浩亮和刘庆棠当时已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他们显然是以“官员”而非艺术家的身份跻身治丧委员会的。而浩然，除了头上那“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十大代表”的光环，就只剩下一个“农民作家”的头衔了，因而，他成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中惟一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人。 9日傍晚，在防震棚里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新华社播发的这个名单后，浩然心潮波涌，一夜没有入睡。他伴着止不住的泪水，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下午北京评剧团的几位同志来找我，研究修改《百花川》剧本的方案。防震小屋里没有桌椅，也没有床铺，容不下许多人，就把大家带到楼上的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呀，今年是最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朱老总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又离开我们。漫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从9月11日到18日，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浩然全程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20年后，1996年7月，年逾花甲的浩然忆及当年的情景，在京东三河市他的“泥土巢”里，写下了一篇散文《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真实地记述了为毛主席治丧期间，浩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其中的一个细节，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18日下午3时，治丧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登上了天安门前金水桥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和更远的道路上，举行了最隆重，同时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会。 我按定下的钟点赶到天安门。金水桥被搭在台下，我被引上台子之前，从右边的原有观礼台上步行到追悼会场的台上。只见原观礼台的休息室里坐满参加会议的人。他们都默默地坐着不动，见了熟面孔，也只有点头示意。这时我遇上了当时安排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著名诗人袁水拍。他在抗日时期，曾以“马凡陀”的笔名，在四川省成都文坛上发表政治讽刺诗歌，名噪一时。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仍然活跃在文艺界。似乎与“马铁丁”的作者之一陈笑雨在《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共事。“文革”开始他好像下了五七干校，最近又被调到中央。他似乎被安排到国务院文化部，跟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在一起，也许在宣传部副部长的爵位上。我跟他在一些文学集会的场面常见面。见了面，点点头，说几句“好天气”的应酬话，没有过多的交谈。这一次偶然见了面，而且是在这样场面只能点下头而已。他却颇有兴致，好似在等着我，有要紧的重要事与我交谈。他见我从他身边走过，立刻就站起身，追赶上我。我只好站住，跟他到门口处站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