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这本书出版已经59年了，离它被译成中文也15年了，《菊与刀》依然畅销着。随着这本书的畅销，报章上也充斥着对它的赞语。书本身当然写得不错，本尼迪克特就是依借这本书，开启了文化人类学“文化类型理论”的新天地。然而，也正是这本书的所谓“科学”性，使得大多数人阅读这本书时，被引入其中而忘了跳出来看了。
    《菊与刀》是一度流行日本学界的“日本人论”（即日本文化•社会独特性的言说）的滥觞，不过，就笔者看来，“某某民族具有某某特质”这类“特质说”，从逻辑类型上讲是很难获得实证支持的。因为“某某民族有之”这一论断其实是排他性的，它潜藏了另一个否定形式的全称判断：“其它一切民族均无之”。证实前一论断或许不难，但证实后一论断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证伪它却不难）。《菊与刀》对日本民族特质的论证，无疑是同类书中最不差的，所以它才能开启关于日本民族性研究的“科学”时代。但是，除了直接介入讨论“日本民族特质（事实）是什么”这样宽泛宏大的问题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我们可以跳出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日本民族特质的叙述（观念）”本身。我们可以考察，关于日本独特的论述，是如何构成的、发展的，它又起了什么历史作用。正如我们无法舍弃历史叙述直接研究历史一样，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舍弃关于日本独特的叙述去直接讨论日本的独特。
    人文社会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不同的是，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本身影响人们对社会的改造。无论你是否认可万有引力定律，苹果都会往地上掉，但是你如何认识日本人，影响着你如何对待日本人。我们知道，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就是充分考虑了它所认为的“日本民族特殊性”之后作出的（当然，壁垒渐森的冷战格局，也是促使美国向扶持日本的政策转变一个重要因素），其核心内容之一是保留天皇国体。起先美国军方是主张严惩天皇的（以当时情报局远东作战处的拉铁摩尔为代表），而后来另外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种意见认为：天皇制是日本精神文化结构的核心，能够结束战争的是天皇，必须赦免天皇，否则他无法为美占领军控制操纵；不应剥夺日本的民族传统感和文化感，否则美国登陆日本会遇上遍地的抗美游击队。这一意见的“科学”依据之一就是《菊与刀》，《菊与刀》本身参与了日本历史。它构筑的“日本特殊论”的认识成了美国政策的出发点之一。
    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使命感的国家之一，它一直是西方普遍主义最有力的推行者——这种普遍主义认为西方的价值是普世的而且应该推广的。而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日本放弃了——至少表面上放弃、部分放弃了它的一贯主张，其理论依据，就是自《菊与刀》开始营造的那种“日本特殊论”。特殊主义成功抵制了普遍主义。而日本方面，日本学者酒井直树曾经写道：“尽管今日日本的反美言辞越来越泛滥，但那些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更不用说那些炫耀理性的技术治国论、自称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了，却从未对战后美国的军事占领政策提出异议，因为这一政策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罪恶”。日本的民族主义，却默许美国的占领，这种悖论性的历史现象，曲折地反映出了东西方在这里的一个“合谋”。一定程度上，“日本特殊论”部分的就是这一合作的创造。
    日本流行“日本人论”，受众有两种心态。一是自省，二是自恋。二战刚刚结束时，还是以自省的心态居多；待到日本经济“二次起飞”，重新跃居世界强国，大家谈到“耻感文化”、“纵式社会”什么的，不免沾沾自喜、溢于言表。而中国人该以什么心态看待《菊与刀》及其代表的“日本人论”呢？记得一学生读了这本书，曾对我说：“现在觉得日本人发动战争，也可以理解了。它就是这样的文化嘛！”这般想法，令人感叹。
    原因不等于理由。原因是个价值中立的词汇，理由则又价值认同的意思在内。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并不是说一切被做出来的事情都有理由。了解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不等于认同发动战争的理由。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时，由于日本是敌对国，所以她特别强调研究的“科学性”，谨慎避免价值介入而导致结论失真，这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但是，当她对“日本特质”的研究终于构筑出一种“对日本特质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又被作为美国宽大日本的理由，这时，我们还要对她的逻辑亦步亦趋吗？
    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尊重“日本特性”的对日政策导致了占领和改造的“成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问一问，是否采取这一政策同时也强化了“日本特殊’的论调呢？美国是否在迎合日本的“水仙花情结”（narcissism complex），并强化着这种自恋呢？最重要的是：《菊与刀》的“科学”论证，是否剥夺了其他方式处置日本的可能。日本的战争反思不够彻底的根源之一，是否可以到这种日美“合谋”的“日本特殊论”中去找寻？
    因此，读《菊与刀》，应该跳出来读，因为《菊与刀》书里，解释的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那段历史，而这本书本身，却参与了日本战争罪行没有彻底清算的那段历史。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