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 由于到的较早,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以及一两个我不认识的客人。在我简短恭维了一句他的学术成就之后,他忽然开口,说他1949年以后毫无学术成就可言,并且推己及人,将这话题涵盖到整个文科的学术活动,说在那样一个僵化荒谬的思想框架下,还怎么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成就。我当时闻言心里大惊,想不到他会在几个素昧平生的晚辈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与和他同辈的 由于有过上述一面之交,对于后来他在90年代和本世纪里被逐步捧为国学大师后的众多传闻,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礼的新闻闹剧,我都很难把它们与我在美国剑桥见过的 这本书虽然只有短短234页,而且内容上有许多重复,但看着看着,一个栩栩如生、真实可爱的作者形象,就开始在我脑海中构建。 作者的深厚功力,有时完全似飞来之笔,让我顿悟不少曾经为之苦苦绞尽脑汁而得不出的道理。例如,说到“中西书名的命名原则很不相同。书名诚小道,但小中可以见大”。他说,欧洲的书名,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和贺拉斯的《论诗艺》,“都朴素无华,书的内容是什么,书名就叫什么,没有藻饰,没有任何花样。而中国却不尽然。我们有什么《文心雕龙》,有什么《法苑珠林》《文苑英华》,到了后来,又有什么《杜诗镜诠》,有什么《艺舟双楫》等等,花样多得很。这些书名花里胡哨,形象生动、灿烂。它们与内容有联系,但有时候又让人猜不出内容究竟是什么,这情况同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进一步阐述,“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举出《舞镜》《情光》《味河》《味海》等例子,并由此而分析总结出一个“神韵在于暗示”的理论。“镜,光喻明亮。河,海喻深广”。因此在中国和印度的文艺理论中,“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辞藻雕饰最无价值”。 作者对散文创作极为喜爱。最为钟情的散文,是抒情而非议事一类。他也因此而提及杨朔的散文,欣赏朱自清的《背影》。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他说,“读 由于作者身前顶着国学大师的桂冠,身后还遭人非议,说其一生研究的东方语言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学,所以我在看书时也特别留意,希望读到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呢?几乎言人人殊,论点多如牛毛,但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