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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的研究一般要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谈起。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研究亦是如此。从延安时期开始，文学会议具有独特的理论切入价值和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与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1949-1966)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对于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积极参与新的文学格局的酝酿与建设。 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 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民间文学领域的参与者是钟敬文。1949年5月，他应召到北京，筹备并参加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全国后部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委。周恩来曾在其纪念册上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 敬文先生 周恩来”予以勉励。钟敬文在“文代会”中发言的时间是1949年7月11日，当时由洪深主持，曹禺、陈学昭、杨晦、钟敬文发言。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代表，积极与新的语境相适应。他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呼吁重视民间文艺，在“文代会”上做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报告，报告中谈到“在整个难得的机会中，我要向诸位代表提出一个热诚的请求，请求大家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就是‘萌芽状态的文艺’)!”他认为民众的“生活和心理也没有像压迫阶级所常有的那种空虚、荒唐和颓废。大体上它倒是比较正常，比较合理的。就因为这样，在文艺上反映出来的生活现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显得真实，显得充沛和健康，不是一般文人创作能够相比。”在这篇讲话中，钟敬文一改从前学术研究的思路，特别提出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问题。“对于民间文艺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还不能说大家都已经有了很深刻和正确的认识。好像神话、传说中所具有的那些浪漫想像，对于它的性质和价值，我们多少深深地体会过M·高尔基氏的卓见呢?又好像对于一般民间作品那种‘单纯’、‘简约’的艺术力量或民间笑话所特具的那种强烈的战斗性等，有多少人真正充分理解呢?再好像真正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创作跟小资产阶级的或流氓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市间流行的某些小调、说书、曲本和通俗小说等)，在性质和意义上的差别，曾经有多少人注意到呢?”[①]他认为今后民间文艺学要在这些问题上深入研究，并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起初的活动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一切艺术门类，实际上除民间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由后来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兼管。《光明日报》从1950年3月1日开办了《民间文艺》专栏，到同年9月20日停止，共27期，所发文章主要阐释民间文学具有的特殊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②]。此外，游国恩的《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③]、李岳南《论<白蛇传>神话及其反抗性》、《民歌的战斗性》、《控诉封建婚姻的民歌》、《从<诗三百篇>中看农奴和妇女生活之一斑》[④]等文章也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论述了民间文学在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1950年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民间文艺集刊》三册。其主要内容包括民间文艺研究和讨论的文章，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谚语选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情形的报告。集刊的撰文者都是文艺界的大腕：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游国恩、俞平伯……其中钟敬文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⑤]、《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⑥]、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⑦]、周扬的《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⑧]等对民间文学的内涵与价值进行重新定位，重点剖析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这些导引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逐步确立。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学》创刊。该刊物不仅刊登民间文学作品，同时发表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在当时属于民间文学主要学术阵地，其导向并呈现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与学术动态。它在当时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国外的民间文学界，都有极好的影响。日本的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都一致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水平特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是日本中国民艺之会编印的，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 《民间文学》的发刊词中说：“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⑨]这个《发刊词》以学术团体和官方的语气全面而充分地论述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意义，即它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而其“学术”研究也就是民俗学的研究虽有所提及，但已经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或许只是为了兼顾国统区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已。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的核心。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体搜集的科学理论是：“①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②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③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④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⑤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⑩]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只是宏观上的导向，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学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 1958年，因生产大跃进的激发、党中央的号召而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1]。同日，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可以各有所主，没有一个秦始皇可以使它定于一尊”;“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12]等等。 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13]，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兒》等，之后編成《大涼山彝族长诗选》、《大涼山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十六字方针没有直接运用西方民俗学调查的术语“田野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人对其开始质疑，认为它的研究有诸多不科学之处，田野作业才是科学术语，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批判，最初的调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的科学意义则难以抹杀。正如日本学人所述：他们“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端。”[14]在资料搜集中，他们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努力契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流，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通过全国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神话等通过《民间文学》首次面世，。它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推广和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继承屈原、李白的优秀传统——学习民间文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5至1966年的《民间文学》中刊登了大量民间歌谣、谚语、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学人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或文学)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是明显的，正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15]民间文学主要围绕作品鉴赏、作品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展开。《民间文学》中理论文章每期均有一篇，但主要是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学者具有借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热忱，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对我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当时的确是诚心诚意地把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来学习的”。[16]同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来说,引进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也有自身能够顺利接受的内在原因，“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同时也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的。”[17]《民间文学》刊登过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文章40余篇，其中知名的有A·A·开也夫[18]、B.普罗普[19]、高尔基[20]等。他们的论述包括了民间文学的类型、艺术价值、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当然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观点。[21]它们构建了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新的“文艺学话语”，成为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正如钟敬文所述：“建国以后,在这方面,我们也介绍了苏联学界的著作,一直到苏联片面毁约之前，他们这方面的言论对我们的理论工作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影响较大的,还是那些被介绍过来的一般的文学原理、文艺学导论的著作。因为我们学界专门搞民间文艺学的人比较少,更多的是一般爱好文艺、从事这样那样文艺工作的同志。而那些外来的文艺学导论一类的书,以及深受这类著作影响的中国著作,是流通很广的。[22] 总之，1949-1966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学人适应当时的历史语境，形成了新的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依照一般文艺学模式展开的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