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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仰文化在“三月三”活动中的缺失。 祭祀祖先是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的核心，在笔者访谈中，45岁左右的人群都知道“三月三”要祭祀祖先，他们过去在节日期间都要祭祀，之后就是赛歌、聚会等。但年轻人对此不了解，现在黎族家庭也很少进行祭祀，他们主要都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表演，因为这样既可以展示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关奖励。所以在政府组织的“三月三”节庆活动中，信仰文化隐匿了起来，或者说缺失，重点突出黎族苗族的舞蹈、民歌，涉及祭祀的舞蹈比如苗族的盘皇舞等祭祀因素在改编中也被剔除。这样在权威话语对“三月三”节俗的重新构建中，黎族、苗族的服饰文化、舞蹈、民歌等成为重要的文化元素，而信仰元素则逐步隐匿。在笔者的相关访谈中，各级领导都认为信仰元素不好把握，难以向民众展示，更难将其融入到舞台展演中，而且很多“外来人”对其不了解，难以从内心接纳。 三 从2003年在全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政府出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当然，政府不是抽象的，它有具体的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级次之间地位与诉求也会有差异：居于高层的(中央及省部一级)，以制定法规政策为主，掌管宏观调控;越往下，实际参与的程度越高;到基层，甚至具体组织，直接参与。各级政府都把自己的介入视为执政政绩的一部分，要求民众按照他的意志执行。由于这种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出现了组织、表演的局面，相应地就产生了一系列诸如保护实际变为保护性破坏，舞台表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在舞台展演中，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或者称为“本真性”与政府各级组织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出台的各种文化形式，这对看似矛盾的问题。如何看待这对问题以及当前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具体而言归纳为以下几点： 1.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所组织的各项表演，不一定会给文化真实带来破坏，反之有利于地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在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许多曾经消亡或者即将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挽救和恢复。政府的参与，使得文化传承人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与社会地位，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位置，这就更增强了文化拥有者的民族自尊与地方文化自豪感。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互相依附于互相促进的关系。 2.“舞台展演”并未使原生态文化形式的文化内涵完全丧失。各级政府将文化形式运用于旅游开发、节日展演等场域，在各个场域中，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搬上舞台，策划者将存在于某一地域的各个文化元素融聚在一起，打造成出新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各个文化元素的本质内涵，即民族情怀和民族凝聚力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打造成功的舞台化形式，会加强不同民族、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出现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 3.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舞台展演”为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人的原生态文化免遭破坏。根据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他把人生比做一个大舞台，并提出了“前台(the front stage)”与“后台(the back stage)”的观点。“前台”即指演员演出及宾主或与顾客服务人员接触交往的地方，“后台”指演员准备节目的地方，这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在他看来，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演员，一种是当地观众，一种是外来人。一般来说，观众和外来者如果进入“后台”，会对当地社会与文化造成不良影响。后来这一观点被马坎耐引用到旅游业中，他提出了“舞台真实”，即在旅游业的开发中，文化旅游产品被当作“真实”而被搬上舞台，向游客展示，其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后台”，即东道地人民的传统文化免遭破坏。借鉴这一理论对当前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分析，“舞台展演”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外力对当地原生态文化形式的破坏，使得各地传统的文化形式即在权威话语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同时源生地文化形式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 当然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各民族的文化形式在重构与发展中，一些文化元素得到彰显，并在重构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相反，有些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逐步隐匿，而相关的传承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补助，会造成文化断层，今后的文化传承中，可能原有的文化形式会出现一定的变异，但在这种文化选择中，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