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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北宋理学与喀喇汗智学的认识论(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热依汗•卡德尔 参加讨论

    “格物致知”一词最早出自《大学》。《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其中的“致知在格物”便是“格物致知”的原型。
    南宋朱熹注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尽处无不到也。”[4]“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5]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绝不糊涂。
    但是,二程的格物致知,其中格物的“物”,却不是朱熹所言的“事”,而是“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6]于是,格物就是穷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7]那么要想对物有一个明了的判断,就得首先明了所要判断的“物”之“理”。“理”即“天理”“天道”,是万物所以成万物的的根源。求“理”的过程,就是认识万物所以为万物的过程。
    但是,二程的求物之理,不是要以所求之理指导自己的行动,更不希望通过行动然后知理,“君子以知为本,行次之。”[8]他认为求物之理只是一种“冥思苦想”的功夫,“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9]这实际上是佛教打坐修行而致豁然开朗的“顿悟”功夫。所以,二程的“格物致知”虽然讲的是求理即认识万物的过程,但这个认识万物的目的却是为了顿悟“天理”,而顿悟“天理”的目的又是为了遵循永恒不变的“天道”。因为“天道”不可变,所以一切都不可变,人道自然也就不可变了。因此,二程的“格物致知”只是局限在了形而上的认识范畴,而这个范畴又被框限在“冥思苦想”之中,对于具体指导人们惩恶扬善和具体的治理社会,没有什么实践意义。
    北宋儒学在庆历年间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变化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文学家,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北宋的儒学家既然对政治十分热心,自然不能将“格物致知”局限在“冥思苦想”的功夫之中,因此,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就发起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倡导为学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学以致用。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所以儒学不振,不是时代不需要儒学,而是儒学陷入到辨经训诂、专务礼仪的泥潭,文化精神沉郁而难以张扬。不仅士林风气萎靡不振,而且导致政治因循苟且。所以,儒学如果不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儒学难以张扬,而且政治也会迷失方向。
    这是一种新风气,这种新风气缘于他们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们认为,“遵天道”也好,“穷天理”也好,还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好,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据此为己任。
    在北宋儒学家看来,“天”、“地”、“人”为世间三才,而“人”居“天”、“地”之中,所以是三才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社会由于“人”而有意义。所以,“人”不仅上承“天”,下载“地”,而且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天”、“地”遵循的“道体”与人的道德伦理规范沟通起来,使其相契相合,达到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北宋儒学家的眼中,圣人、君子不仅仅只满足于自己修身养性,而且赋有教化民众、辅助国家、安定天下,即所谓的“立身济世”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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