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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入秋，待我携打印稿从家里赶回学校，听说曾老师阅完九篇论文之后终于病倒了。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曾老师却不以为然，还把带了罐头去医院探望他的学生训了一顿，认为这当口儿送食品给他是太世故了。类似这样令人下不来台的事还不止这一回，可是非但没有损害他与同学们的往来，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曾老师在“文革”中几乎家破人亡，夫人因他受冲击而心脏病发作去世，儿子下乡时受审查精神分裂。也许家庭的不幸使他更加专注于教学与科研，并赋予他对学生一种亦师亦父的情感。单说毕业分配之前，他就像传统的中国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舍不得我们离去，又期望我们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尽可能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记得他征求我对留校的意见时，我坦言相告，希望能去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曾老师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经济所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可是武大也并不差强人意呀，系里还会给你继续深造的机会。”我没有急于比较这两个机构的高下，只是给曾老师打了个比方，把学生比作他的作品，问他是否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到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去检验。这一通激将法可能击中了要害，曾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既然你执意要走，就去找研究生处的处长谈谈吧，我会帮你的。”此后他果然尽其所能助我实现了进入经济所的梦想。此间有一位计划留校的同学迫切想回家乡的省城工作，可他羞于出口，让我去找曾老师探讨。不想我刚一说完，曾老师就拍案而起：“他也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而要你来做说客？！”我尴尬得无以对答，干脆二话不说当了一回通讯员。1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我遇到那位当了省计委副主任的昔日同窗，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感慨万分地说，可惜曾老师没有活到今天，要是他看到咱班同学都还算争气，该有多高兴！ 80年代初，“代沟”曾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可是我从未感到与曾老师沟通有什么困难。在校期间，由于他的一系列创新举动使我觉得他的思想和自己一样年轻；毕业之后，又因为他不耻下问、随和亲切而视他亦师亦友。1985年底，我从德国回来准备下乡做抽样调查，恰遇曾老师带了学生赵青华到经济所办事。毕业四年有余，这是第一次重逢，师生都很兴奋。尽管所里的前辈同事嚷嚷要我请客，还是曾老师掏腰包请董辅礽教授和我聚餐。那顿饭吃得热闹非常，天南地北、经济文化，无所不谈。饭后见小赵要帮曾老师穿大衣，我就忍不住提起德国见闻，说那里的礼仪是男士帮女士穿大衣。曾老师一听就笑着摆起架子来：“这里可是中国，我才不管德国有什么礼仪呢。过来！帮我穿大衣！”董老师和小赵都在发笑，我只好乖乖照办。 次年，曾老师数次进京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地点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距经济所不远，休会的时候他常到所里来看看。当时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界也新人辈出百花齐放。时年六十有五的曾老师，满怀欣喜地看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视角和知识结构，而且还想摆脱“哑巴英语”的状态，每次见面他都要问起外语强化训练的细节，与我切磋口语练习的窍门，并不时来一段英语情景对话。当然，我也不失时机地请他指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曾老师又一次强调他在1981年给我们全班同学的提示，那就是深入细致地把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搞清楚。这在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研究或多或少还未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概念推演窠臼的时候，曾促我及早警醒；在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出现一股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时，他的建议又激励我踏踏实实做好田野调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规范的经验研究方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题成果。 回首往事，师生互帮互学的情景是多么令人怀念，人生旅途中能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是何等地幸运。也许是因为曾老师以高尚的品质和精神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我才能不假思索地为本文找到“永远的老师”这个标题，这也恰恰是他留在我心中的一个不灭的形象。 （注：第一稿，1999年，载于朱玲：《伴随发展的脚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235页；第二稿，2009年元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