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之敬佩曾老师，不仅仅在于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对科学的忠诚、对学术的民主和对学生的平等态度，使我永远敬重他。进校一年以后，曾老师要求我们开始自选毕业论文题目。八九位同学专长不同，兴奋点各异，选定的题目自是五花八门。他在听我们作汇报时，先是默不作声，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方才一一评论，其中有几点看法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选题要小，小题大做容易将研究引向深入；二是做论文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三是论文不拘长短，但求高质量。说到这里，他还找出一本小册子让大家传阅。那是本译著：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曾老师不紧不慢地介绍它：别看文章短，却是大卫•李家图之后的一篇经典之作。那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总想制造体系，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大约16万字的论文，未能完全按照曾老师的建议去做。然而他耐心地呵护学生的“创造性”，细心地审阅我的论文，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论文定稿后，他请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我入选经济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曾老师讲的道理，我直到做博士论文时才真正明白，因而也就越发由衷地为他当年的雅量所折服。他虽然听凭学生自由选题，但并非放任自流。不仅严格审订每个人的提纲，而且对达不到学位标准的论文毫不通融，即使学生已走上工作岗位，要想取得学位也必得将毕业论文提高到学位标准水平才准予返校答辩。当然，如此严谨认真的教授在武大并不止曾老师一人。这里之所以对此专门提上一笔，是因为近年来花样繁多的腐败活动正在侵蚀着圣洁的学术殿堂和学位制度，以至于各种学位和职称犹如通货膨胀时的货币一样迅速贬值。因此，曾老师以及所有为维护学位制度的严肃性而铁面无私的导师，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形象就日益鲜亮起来。 曾老师之严谨认真，还体现在他恪守工作时间表的努力之中。这里不是要说他如何守时、一丝不苟，因为那已成为融入他生命中的一种自然品质。我想讲的故事，发生在1981年的夏秋之际。武汉的炎热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似乎还要浑身冒汗，80年代初电扇还未普及，更别提空调了。每天一大早，只消看看楼顶上、大街旁的竹床上辗转一夜方才入睡的人们，就知道武汉人是怎样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酷暑的煎熬。可那时，曾老师不得不在盛夏期至少审完五六篇由他直接指导的学位论文，还要阅读几篇要求评论的手稿，工作量至少在百万字以上。暑假来临，完成论文的同学先后带着手稿回家打印。我和几位等待审稿的同学留在学校，隔三岔五地去曾老师那里取回他审完的部分，根据他的批注修改或重写。这种流水作业方式使我感到挺轻松，然而诸位学生的轻松凝聚到一起就对导师形成巨大的压力。有次去送稿，看见平日衣冠齐整的曾老师光着个脊背在他门前的大树下审稿，一边不停地忽闪着大蒲扇，一边盯着铺在小桌子上的稿子写写划划。听到我的招呼，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天气太热了。”一边抓起大毛巾擦擦汗，一边换了副眼镜进屋套上汗衫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对于他这样既深度近视又严重散光的人来说，如此紧张的阅读实在损害视力。所以就告诉曾老师我并不急着回家，劝他放慢工作节奏。可曾老师坚持要按计划办，说开学之后就得组织答辩，不能耽误同学们毕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