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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间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恩师曾启贤去世近20年了。说来惭愧，若非校友关敬如打来电话，我还没有考虑如何表达对他的纪念，下面的文字，多是十年前写成的。但是，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曾有好友说道，人的心里实际上排列着很多的空格，占据其间的是自己的亲人、师长、同学和朋友等等，占得满满的，心理就很满足。平时不在意，因为他们都在，可一旦某位至爱亲朋离去，有个角落就空出来了，空虚感便油然而至。对此，我的评论是：曾经被占据的“格子”不会变成虚无，因为对逝者的思念还在那个空间。我对曾老师的怀念，就是这种感觉。 我视曾老师为恩师，最初是因为他于“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便不拘一格选人才，将我们这些年龄、学历和经历大相迥异的学子汇集珞珈山，使大家饱享知识的阳光雨露，为后来各自选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我自己，早在70年代初就有志于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工厂做工还是在中学教书，都孜孜矻矻地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好容易盼到1977年恢复高考，却由于专业选择有限而进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幸亏历史系学风淳厚兼容并包，加之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何连成教授大力举荐，西大破例允许我报考1978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虽学历短浅，却承蒙曾老师不弃而有幸进入武大，实现了走向学术道路的梦想，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三年时光，每当回想起这一切就对曾老师充满感激。 我之感激曾老师，还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经历。他的品格和学识以及为人与处事所给予我的教益，不是感激二字能表达尽致，也不是这篇短文可包容无遗的。记得他每次给我们授课总是端一个大水杯，提一大摞资料，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还不时与我们有问有答交流看法，使大家在不经意中得到启迪顿开茅塞。那时经济学课程还没有脱离传统的苏联模式，我在入校前既未看过东欧有所创新的经济学专著，也未接触过西方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课本，更遑论其它现代经济学理论。即使是那些有本科学历的同学，对此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对曾老师有关东欧经济学家改革理论的介绍和对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述感到既新鲜又好奇，课后总会不由自主地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去查阅资料。但凡从图书馆或资料室借不到所需要的文献，曾老师的私人藏书总是向我们开放的。在他的引导下，我的眼界随着知识的增多逐渐开阔，从教学活动中获得莫大的精神享受。 常言道：“师傅引进门，学艺在本人”。这强调的是学徒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倘若师傅引错了门，那就不知学徒是否能学到市场所需要的本领了。我很幸运地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即将开始转轨的时刻，遇到曾老师这样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每当提起经济学的发展，他都坦率地说自己的数学基础薄弱，难以掌握数理经济学；只会“哑巴英语”，能读不能讲，没法与西方经济学家深入交谈。为此，他大力倡导经济系开高等数学课，在同学们通过基础外语之后，设置专业外语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邀请几位40年代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为研究生讲解原版的英文经济学论文，自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与学生一起旁听。曾老师还特为我们设置“西方经济学入门”讲座。他从当时的华中工学院请来自己的硕士导师张培刚教授讲微观经济学原理，请本校的刘涤源教授讲宏观经济学入门，请谭崇台教授讲发展经济学理论。几年后，当我在书店看到这几位教授的专著，得知上述课程已列入高校经济系教学大纲的时候，自然更加佩服曾老师对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指导所具有的前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