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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它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原始先民时期，是对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著名篇章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品格的最早源头。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先声。 然而，这种文化品格的确立是由孔子完成的，是他为之注入更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行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孔子为匡人所困，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见，孔子是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的，这既为他提供了自信的力量，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于孔子而言，他的一切行动不是建立在预判了结果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从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他该做的事。当然在做之前，他可能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应有的行动。这一点，颜回深得孔子之心。楚国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被陈、蔡大夫围困于野，断绝了粮食。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毫不间断，知道弟子们心中有气，便先后召子路、子贡与颜回三弟子，所问问题相同：“《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与子贡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颜回答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史记·孔子世家》）。颜回之答语亦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注脚。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鲁哀公而请讨之。哀公命其告夫季孙、孟孙、仲孙三子。孔子又告夫三子，不可。两次“告”的结果，孔子是早就知道的，但“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曾经说过：“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君子出仕，要尽其应尽之职责，而其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这种对于形势的认识，应来自孔子。 为与不为，都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孔子所确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朱熹《论语精义》卷七下引范祖禹曰：“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也；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也。此所以异于逸民也。夫可不可在天，而为不为在己。圣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己者，以听之天，未尝遗天下。圣人亦不敢忘天下。虽知其不可，得不为哉？”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七亦云：“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之所以贤；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者，夫子之所以圣。晨门但知晨门，而不知夫子之为夫子者也。”《三国演义》毛本第37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评曰：“然使春秋贤士尽学长沮、桀溺、接舆、丈人，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则谁著尊周之义于万年？”他们都看到了这种文化品格的可贵之处与重大意义。 孔子之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屈原和文天祥便是其中尤为特出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是他们高洁品格、高尚人格的光辉写照。他们的言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突出表现，尤其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影响深远。 今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