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后世被尊为圣人,享有至上的尊荣,然而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处处碰壁,甚至发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慨。《论语》一书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很多弟子、时人对孔子的评价,这些评价既有肯定性的,又有否定性的。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及那些对孔子持否定态度的隐士的议论和评价。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隐士都是孔子的知己,他们的看法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解读孔子的角度。如楚狂接舆劝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长沮、桀溺也认为天下不可为。在这些否定性的评价当中,有一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这个晨门,一般被认为是个隐士。他与《论语》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已者、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显然和其他隐士对孔子的评价是一致的,即“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认为当时的天下已无可救药,而孔子却“固执”地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但相比较而言,晨门的辞气缓而不迫,其所养又有过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蒉者与楚狂接舆等。他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是对孔子的否定,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孔子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即以三代圣王(尧、舜、禹)与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时代为代表的理想社会。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但孔子并没有放弃,靠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