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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曾经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乡村在汉语之中，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形态，它是一个诗性空间，几乎就是所谓的精神家园，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 但是，乡村不复是过去的乡村，最迟至上个世纪的90年代，早已完全地沦落了， 它被骤然而至的现代生活流程所抛弃。乡村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乡村逃出来的农民，只能进入都市讨生活，男的大都做了民工，女的则当了妓女，而且，乡村的沦落不只是经济上的，它在道德上、伦理上、人性上，同样是一无所有。 里尔克说，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乡村大概也是，谁此时一无所有，就永远一无所有。 就乌托邦而言，人们也不再需要乡村，一个以欲望为中心的都市神话正在建构当中。乡村，这个由传统的文人虚构出来的诗性空间，已经死亡。乡村成了一个真正的荒原。 在当下，谁若向往乡村生活，大概是相当矫情的了，乡村甚至在语言的能指方面也遭到了置换，“农民”这个词从都市人的嘴里说出来，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凡是卑微的，低贱的，愚蠢的，可笑的，都很农民…… 对此，我想，孙惠芬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她个人并不在乎都市的语境，她坦然承认，虽然她不生活在乡村，但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的中年妇女。但她对“农民”这个词依然是相当警惕的，当她在文章中写到另一个作家也是个农民，她立即变得惴惴不安起来，好像农民已经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私。为此，她专门打电话问我，在当下，说一个人是农民，可不可以？那口气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 我说这些，是因为孙惠芬写了一部关于乡村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真正关于乡村的小说，《上塘书》的主体不是人，人的命运，而是乡村，乡村的命运。 《上塘书》是这样开篇的：“夜一旦降临，上塘便黑下来。上塘黑下来，房屋、院子、屯衔、草垛、田畴、土地便统统睡着，进入梦乡。”然后，就在这种夜色和梦的气氛中，孙惠芬开始津津乐道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迅、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婚姻、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历史。在孙惠芬眼中，上塘无疑比人更大，更鲜活，因此，人物和故事在《上塘书》中退到了边缘的位置，上塘填满了整个文本。 这样的叙述，使小说的结构发生了质变，在结构上，《上塘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上塘书》吸引我的倒不是结构，而是孙惠芬面对乡村的态度。这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农妇的絮叨，同时也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梦想的文人的呓语。 这是一次温暖的叙事，就是那种久违了的温暖感动了我。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沈从文曾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汪曾祺也曾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这是面对苦难的一种方法，毕竟人是需要慰藉的，人在寒冷之中，你告诉他寒冷并没什么用，但如果给予一点温暖，还不至于让他冻死。 宗教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人都是要死的，但是宗教告诉你，人死了不要紧，还有天堂呢。所以，在我看来，温暖是接近于宗教的，是慈悲的，是一种智慧。可是，沈从文死了，汪曾祺也死了，温暖从当代文学中就消失了。 现在，孙惠芬来了，孙惠芬轻声细语诉说着她的乡村，也许她没有揭示出乡村的真相，她大概也不想这么做，这个事就由别的作家去做吧。即使乡村是死了，大地是死了，作为小说家，也有理由在死了的大地上制造出另一个大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