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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木是朋友的朋友，有一天送我一本小说看，就是她的《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是冬天，而现在已经到了夏天，朋友当时是有嘱托的，希望我读过之后能说点什么。我能说点什么呢？我在什么时候成了这么一种专门对别人的作品指手划脚的人了？我当然没有，也不能，但我是个读者，应该说是个不很赖 的读者，读的同时也会想一些问题，而朋友又在不断地催促，不说点什么好像对不住朋友了。其实不是没有想法，譬如这小说中粗砺的生活现实，譬如小说诗意的叙事方式，譬如女性在现代性下面的独立与依附……都是可以说上一说的。但我不擅理论的概括，我读小说很感性，谈论小说也经常是感性的，对前面想到的问题，我的方式似乎很难深入。拖延了很久，其实就是找不到恰当的说话方式，确切地说是找不到我个人的进入角度。 “信马由缰”这个词是突然蹦出来的，和赵木的小说没有什么关联，当时我正在编辑部里忙别的事情，几乎是没来由地，脑子里突然蹦出“信马由缰”这个词，是这个词让我想到了某一个人，某一类型的人，某些女人的生活状态，对了，就是安楠这样的。安楠是《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里的主人公，也是小说的叙事者，有点像是自白派的诗，或者，也许更接近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吧，我不能确定，但这两本小说确有某种精神构成的相似性，可以并置或者可以在读者这里独得相类似的阅读感受。大可不必重述《钟形罩》，也大可不必重述《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的故事，有这种模糊的对位，对像我这样的读者已经足够了。 女性的存在处境在过去也许有着某种程度的被迫性，但于现代社会中，一个经济独立同时精神也获得独立的知识女性，却会享有更多的“女权”，尽管“女权”仍然是个相对有些不是很明晰的说词。而我想说的是，一个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知识女性，在生存的“被迫性”消失之后，会怎么样？这问题有点像娜拉出走后怎样。在北京这样的现代都市，像安楠这样的女人大概不在少数，即便不是非常普遍，那她们也是一种“重要的少数”，作为一种急速富裕状态下忽然现代了的城市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性。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似乎并没有解决女性的问题，男权社会“遗传”（这个词也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述）给女性的依附性仍然惯性地存在于这些女性的血液里，表现出的常态是两个极端：回家或者放纵。回家的方式是回到传统的女人处境中去，做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现在还有一种时髦的说词叫做“简单生活”，她们累了，要一个安稳的肩膀；放纵的方式当然不脱声色犬马之类，像一个粗俗的暴发户，大概是因为那些钱来得莫名其妙。这两个极端在安楠看来，都属于“掉下去”的方式。安楠不想掉下去，但安楠的困境是她也没法升起来。不想掉下去也未能升起来，在这困境中安楠不自觉地成了一个“信马由缰的女人”。 信马由缰绝对不是安楠的初衷，却是她的状态。她试图找点什么可以让她升起来，哪怕是一根稻草，但是到处都是安楠所不喜欢的漂浮物，没有一根干净的稻草可以让她抓在手里，让她可以暂时地被点燃，以烘烤她潮湿的灵魂。安楠的朋友周一哲算是一根稻草，但他本身也是潮湿的。最后溜进安楠房间有了一夜情的金子，只能算是水草。安楠的同性好友叶子，虽然时不时地能让安楠感觉到一点温情的友谊，但在安楠眼里，她只是漂浮物。安楠所钟情的李小鲁，应该算是偶然漂来的一根看起来像是稻草的东西，并且被安楠赋予了全部的理想与想像，身份、地位、学识、修养、浪漫以及他的非常男人的形象，惟一的不尽如人意处是他有妻子。 然而，李小鲁算是一根稻草吗？对于经济和精神双重独立的女性，这样的稻草也只是一根爱情的牵牛花罢了。这让安楠的信马由缰似乎找到了一个方向。而我的怀疑正在这里，经济与精神双重独立的女性，最终却仍然要把爱情当作惟一的方向，这是女人的宿命还是女性的本相？是应该悲哀还是应该认账？我没有答案，而安楠死于车祸，没有给出答案。也许，对于现代女性，这是一个问题！就像哈姆雷特的问题一样沉重。同样地，写了《钟形罩》的西尔维娅·普拉斯也没有答案，她死于煤气中毒。 读这本不长的长篇《没有什么能再掉下去》，我觉得作者赵木似乎触及到了一点什么，也许是当代女性存在处境中的一个要害（或者一个死穴？）。看得出来她只是隐约地触及到了，甚至是不自觉地触到了什么，以一种信马由缰的方式触及到了，这对于作家，我想已经足够了，感受并且呈现，这是作家的本职。后面事情，大概需要类似苏姗·桑塔格这样的人去动用理论的手术刀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