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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德国集中营度过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囚禁生涯使他意识到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稀薄的自由迫使克里玛不得不借助写作来巩固自己的想像力，一个人即使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也仍然可以保持一颗沸腾的心灵。沉默是一样的，可是，内心的冲突却因人而异。对有的人而言，恶法与专制是可以忍受的，而在有
的人那里，自由本身就意味着排斥和背叛，没有抗拒，就无法限制权力的过分扩张，也就无法修复和完善固有的自由。
对自由的恐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胆怯。克里玛在童年时期便经历了残酷的死亡训练，集中营里尸体堆积如山，毒气室每日都在无声息地批发着死亡，“我知道随时都会有一个穿灰绿制服、帽子上有一个人头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死我”。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克里玛在死亡面前的紧张、焦虑和绝望。生存的政治，其首要问题不是消除针对个人的死亡危险，而是弄清楚存在的真实境遇，从支离破碎的生活中提炼出意义来。有意义的死亡其价值远远大于无意义的生存。作为一个幸存者，克里玛无比执拗地去寻求一种更深刻的幸福。自由在期待中生长，没有期待就没有心灵的幸福和精神的喜悦。只有在绝境中才能完成对自由的透彻解读，现成的自由毫无味道而且也是可疑的。 克里玛说：“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苦难本身并不可怕，理想大都有一个痛苦的精神背景，坚忍的心灵指向自由和美。如果没有精神之光的照耀，极端的人生经历和残酷的生命体验极容易扭曲心灵，陷入疯狂，导致暴力。一个选择诚恳生活的人不会因为难以抵达自由而心灰意冷，自由的意义在于体味和超越，而不在于停留和占有。自由的痕迹显现在心灵的灯光中，而不掌握在权力的手掌心。人们通常所说的“得到自由”，是非常可笑的，这是一个贪婪的想法，他们误以为自由是可支配的，他们之所以渴望自由，是因为自由一旦到手，他们就可以放纵自我了。殊不知，自由作为一个精神元素，与同情、悲悯、善良、宽容和爱是相互伴随的，而这些东西却是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孕育的，谎言的轰炸、尊严的贬抑、记忆的破损无不提醒受难者，经历也是一种责任，遗忘就是罪过。倘若一个告别囹圄的人，忘情地狂呼：“我受够了，我终于出来了，我要尽情地享受了”。这样的人是可怜的，苦难在他而言，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计算的成本而已。 从死亡线挣扎着过来的克里玛把对苦难的记忆看成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记忆是一种真实，也是精神之根。有的人习惯于用假冒的记忆和肢解的片断来欺骗自己和别人，关于苦难的叙述弥漫着一种虚假的气息。克里玛认为，作为一个从苦难中过来的民族或个人，应当有一种承受他自己命运和自己历史的坚硬品质，否则，他就配不上他的苦难。克里玛认为对布拉格这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影响最大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生活的奴役、耻辱的失败、野蛮的军事占领给这个城市带来深深的伤害。大学被毁坏了，教授中的大多数由驯服的办事员担任，城市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难以释放其内在的能量。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面，人们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在谎言与真实之间游荡不定。 曾经长期被外在权力所支配的人们似乎有一种过于强大的适应能力，像哈维尔这般为思想而坐牢的人，不足为奇。没有结果的抗争已是家常便饭，人们从骨子里生出一种冷漠，一种绝望。克里玛意识到了其危险性，“一个人停止发问便停止思想”。问题并不在于发问的合法性，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发问的能力和勇气。沉默作为权宜之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延续下去，就会导致语言的死去和文化的消亡。如果我们习惯于一种被强迫状态，那么，自由对我们的吸引就会大大减弱，甚至还会生出一种莫名的反感和厌恶。正如腐败在拆散社会的道德秩序的时候，也无意中给你一种松绑的感觉，使你对腐败有一种无形的依赖，从而使你产生了掌握和操作权力的冲动。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胆怯的人一旦攀附了某种势力，便会把恐惧转化为暴力。克里玛发现：“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鲁迅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奴才做了主子比主子还厉害。无权者的愚蠢同样也表现在对权力的迷恋上，他们在强制解除之后，迫不及待地把自由通行证兑换成与权力约会的邀请，因为他们的个性已经被替换为官方的样板，除了权力，他们无所选择。他们已经失去创造生活意义的能力，只能无条件地接受权力的摆布。 追求自由的人、信仰生活的人必须首先成为权力的对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最好别把“自由”二字挂在口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