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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多年前我读赫伯特·西蒙的《我的种种生活模式》一书，震撼于此公天才创新力，横跨文理两界的大牛。他拿的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但获得过经济学诺贝尔奖、计算机图灵奖，以及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顶尖级大奖。而在这本书里，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是环境与自己互动的产物，就是自己顺应当时的环境，一路走下来“随遇而安”的结果。近来我读到郑也夫的《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社）一书，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几乎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路子，任何一次文明大突破，都不是有计划的“目的产物”，而是副产品。郑也夫在书中数次提到教育问题，不妨借此书来关照一下教育与人才的成长现象，带给我们哪些对教育的思考和启发。 教育的目的似乎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还是要培养人才。人才千差万别，早期笼统地学习各种基本知识，后来职业选择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诸多不可预期因素造成的。比如笔者成为社会学者，就是很偶然的因素促成的。我在大学三年级之前，从未听说过社会学这个词。直到大三结束后，我回到母校，巧遇中师历史老师，说起我打算考研的事情，他说了一句“社会学也不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社会学”三个字。开学后回到学校找来社会学书籍一读，就着迷了，后来就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走这条道路是不是最优选择？根据西蒙的理论，我们都是有限理性的，所以无法知道最优选择是什么，决策依据的是“满意原则”。选择了社会学为职业，于我很是满意。 如同文明是副产品，不是有目的的产物一样，人才的发展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是，也如同文明发展有其范式一样，人才成长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机制。郑也夫在“文明与副产品”一章里总结了五条机制。 第一条是给予。在农业起源过程中，天赐“圣米”居功甚伟。也就是没有人栽种的大片野稻，让人找到了天然“仓库”，定居后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米，就开始栽种。这样，农业社会开启，人也被农作物捆绑住了。就是说给予会改变对方的心理、期待和行为。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通过奖惩，每天都在“给予”学生和孩子们些什么。正如书中所说：“父母的过分给予也是问题产生的主因。父母肯定是要给予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该给则给，不该给则不给的原则以及分寸问题。”家长和老师的行为，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态。“溺爱——父母过度的给予，使孩子背离了常规，会造成孩子发展的异化。” 第二条是借用。借用就是别的文明有的，我们的文明可以借用过来。在人才成长中，借用常常是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所必须的。比如，上面说到的西蒙，他借用计算机模拟来研究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使得他横跨几个不同的大领域。文明的创新不少是借用后产生的结果，个人的成长也一样。书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关于中国和希腊两种文字和语言发展的对比。中国极为重视文字，但轻视口语，产生了大量的文字作品；而古希腊则轻文字，但是极为重视论辩，重视语言的运用。郑也夫得出的结论是：“西方重辩论与演讲，中国重文章与背诵的倾向贯穿古今。”“宏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科举传统到如今，都是重视笔试，而不是口试。不妨我们把语言的培养重视起来，把西方重视辩论与演讲的传统借用过来。 第三条是杂交，也是说的跨学科的好处。告诉我们，不要让学生过早文理分科，造成知识壁垒，难以跨界。 第四条是发明。一个新的发明会带来一连串不可预期的后果。比如，教育上的某些特殊实验班。因为实验班，就会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或者内容，带来后继一系列的人生路径依赖后果。比如，黄埔军校、社会学里的南开培训班，就是诸多偶然因素，让这个“发明”影响了一批人的成才道路。 第五条是互动。这个词是社会学里最关键的词汇之一。人类一切活动都是不同形式的互动。西蒙说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自己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互动在关系中产生，也在塑造关系。用郑也夫书中的话说：“互动产生了互动前所没有的新的格局、关系、心理、性情。”书中举了个例子，美国家庭农场，父子两人养奶牛，牛被他们圈养，同时他们也被牛捆绑住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样，老师在控制和教导学生的同时，老师也成了学生“驯化”的对象。 我们借用文明与副产品的几个范式关系来思考教育与人才成长问题。人才成长也是无法具体计划的，是复杂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人才一样也是“副产品”。往往那些计划的目的性看似积极，实则“功利短视”。最近几年，郑也夫在多年教育研究后，提出了“消极教育”的观念，就是我们可以在大的学习环境上有些作为，比如提供图书、实验条件等等，但是对孩子的学习和活动应该少干预。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郑也夫说：“对人的发展，对创造力如何发育，承认自己无知，稍事避免莽撞，可能更明智和可取。我以为，人类的能力中最微妙的是选择能力……天才人物的选择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早年在选择上受到的帮助越大，很可能越难发育出自己的选择能力。”（作者：陈心想，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 《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6日第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