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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世纪之交的这几年里，我国也掀起了小有波澜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思潮，这与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有关，也与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等方面的成果和发展信息近些年来不断被译介过来有关。例如厦门大学教师王诺先生所著的《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既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检 索了自远古神话至21世纪初的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也让我们作空间转换领略了美、英、法、俄、加等多个国家的生态文学风貌；既让我们理解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又让我们认识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深远的思想资源，让读过它的人深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感召力。《爱弥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我们读过或未读过的书名，通过论者的评介犹如磁力极强的磁石吸引我们进入以各种方式表达的生态思想的磁场。 《欧美生态文学》着力于挖掘西方生态文学产生的思想根源，多方面总结概括西方生态文学蕴藏的思想内涵，其意决不仅仅在于就西方论西方；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一定是其旨归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确实，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主动树立生态意识、自觉承担生态责任，善于从是否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蕴共荣的角度判断事物、审视人类行为，就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新的看法、进行新的评价。一旦他们从这种新的看法、新的评价出发去创作、去研究，我们就会听到中国生态文学走向繁荣的脚步声。那时，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式的征服自然批判、中国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中国式的欲望膨胀批判、中国式的科技万能批判、中国式的人与自然复杂关系思考。那时，生态整体观、生态系统观、生态责任观、资源有限观等生态意识将会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而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如果王尔德“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的断语也有几分真理的话，那时，我们在文学的带领下走出生态危机、走向生态和谐的奇迹或许真的有可能发生。这样思考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文学的超越性，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对生态文学的呼唤、关注，其最终旨归都在于赢得生态和谐的现实。 “生态文学”一词，在西方流行开来只有一二十年的历史；在中国，这一词汇的被使用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情。因此，生态文学的涵义、实质、特征等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欧美生态文学》的作者在对古往今来生态思想作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在对诸多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作细致分析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生态学者的观点，形成了自己对生态文学的理解，他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种理解侧重于文学对现实的生态责任，比那种从文学生长环境角度理解生态文学的观点更富有时代使命感、更富有终极关怀的忧患意识。从对生态文学的这种理解出发，作者对生态文学时代以前的各个时代的多种文学作品进行了重审，结果，有的作品因为被认为蕴含生态思想而获得了增值评判，有的作品因为被认为缺乏生态思想甚至具有反生态思想而遭到了减值评判，有的作品则因为混合着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而被判为需要辨析的复杂存在。这项工作的意义既在于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批评确立准绳，也在于为整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使越来越显得无路可走、越来越显得意义不大的文学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 《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作为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意义肯定不限于以上所析。如果说它也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能较好地体现历史观和辩证观。无论是对欧美生态文学思想资源的挖掘，还是对欧美历代文学作品的重审，都不是在肯定人类必须、必然发展的文化本性上、在充分辨析和谐与混沌、生态平衡与停滞不前的本质区别上进行的。这就不免有不顾历史语境、拿今天的标准衡量前人思想和作品之嫌。当然，这种问题之所以存在，也与人性的复杂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