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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科普图书的出版中，科学家传记是比较受到欢迎、数量较多的一类书。据笔者了解，2004年上半年以来，国内翻译出版的外国科学家传记不少于6种。这些传记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说明出版社对科学家传记的兴趣；有两本自传在国内的出版时间仅比原版晚一年左右，说明科学家传记翻译出版的快速。 一般来说 ，科学家传记是难写和难读的文本，自传尤甚。但也不完全如此，这既取决于作者的态度和手法，也取决于传主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下面我将分别点评我所注意到的6种科学家传记，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些阅读资讯，另一方面也借此探讨一下科学家传记的写作问题。 艾哈迈德·泽维尔是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主要成就是应用飞秒光谱研究化学反应的过渡态理论。泽维尔拥有埃及和美国双重国籍，因此也成为埃及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他的自传《穿越时间的航行——我的诺贝尔奖之路》（科学出版社）具备了一本优秀科学家自传的基本要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人生经历（尼罗河畔的童年、亚历山大大学的学习与教学，进入美国后克服语言、文化和政治差别的障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所从事科学研究的概况（在加州理工学院使用快速激光技术开展飞秒化学研究），表达对科学之外的世界和社会的认识（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和进行科学研究，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责任），配上了丰富多彩的图片（大约80来张照片）。同时作者也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和庆祝活动的生动细节。这样的自传读起来引人入胜，让人感到亲切。 对照泽维尔的自传，J·迈克尔·毕晓普的《如何获得诺贝尔奖——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人生》（新华出版社）则非常地名不副实。毕晓普是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但他谦虚得有点过了头，在书中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科研经历轻描淡写，说自己是“偶然当上科学家”。他在尾注中说明，就连这很短的成长经历（不到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也是应人建议才写的。显然，他原本打算写的就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本多主题的科学散文集。作者用大致五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诺贝尔奖的创立、颁奖仪式、决策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作者用五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关于疫病、癌症的知识，重点描述了科学家如何认识和战胜各种瘟疫的历史：是约翰·亨特、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路易·巴斯德、罗伯特·科赫、埃利·梅奇尼科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爱德华·詹纳、保罗·埃尔利希、亚历山大·弗莱明等科学家的努力，才使得人类能够战胜天花、鼠疫、狂犬病、脊髓灰质炎、炭疽、梅毒、疟疾等疫病；作者也介绍了鲁道夫·菲尔绍、威廉·许佩尔、厄恩斯特·温德尔、佩顿·鲁斯、毕晓普和哈罗德·瓦默斯等科学家对认识癌症的致病机理做出的贡献。作者最后用了大约五分之一的篇幅来对科学研究进行思考，如基因医学的社会后果、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仇视、科学经费的短缺等。 《约翰·惠勒自传——物理历史与未来的见证者》（汕头大学出版社）是惠勒和肯尼斯·福勒共同完成的。惠勒没有上面两个自传者具有的最高学术声誉：诺贝尔奖，但像书中标题指明的那样，惠勒是20世纪物理学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者之一。跟随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惠勒参与原子核理论、粒子理论、广义相对论、黑洞以及逻辑、信息的研究历程，也可以了解到惠勒与玻尔、爱因斯坦、费曼和霍金等著名科学家一同工作的情形。与泽维尔的自传相比，这本书更多一些科学知识；与毕晓普的自传相比，这本书更多一些生活细节，其可读性介乎两者之间。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是从台湾引进的版权，存在着很多引进台湾版权的书同样的毛病：出版者未能把那些与大陆译法不同的人名、地名、专业词汇和语句进行对照改写。例如，制造原子弹的元素应该是“钚”而不是“钸”，“波耳”应该是“玻尔”，“马克士威”应该是“麦克斯韦”，“薛丁格”应为“薛定谔”。 下面三本由他人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中的人物形象要比以上三本自传中的人物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因而读起来也就有趣得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把主人公当成圣徒和英雄来写，不避讳主人公的缺点，充分展示了人物的独特个性。 居里夫人的传记中最著名的是她女儿艾芙·居里写的，书中居里夫人的形象是具有高贵品质的、异常艰辛的、献身奉献的但却时常得不到社会认可的科学家，但居里夫人作为女性与除居里先生之外的其他人的情感生活被有意识地忽略了。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纪荷撰写的《居里夫人——寂寞而骄傲的一生》（九州出版社）则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既突出了居里夫人做出科学成就和争取应得荣誉的艰难困苦，也突出了居里夫人作为女性的情感困惑：相遇居里先生之前的一段不成功的初恋，居里先生去世后与有妇之夫的纠葛。作者不把居里夫人当成圣人来写，因为“她是一个年轻女子，生在一个绝大多数妇女游移于自责与狂乱之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时代。我们如硬把她当成圣人或烈士，不仅是自欺欺人，也湮灭了她的另一层面”。这本传记其实早在1983年就由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过，书名《一个无尚荣光的女人》是法文原名的直译（书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都没有“居里夫人传”的字样，容易被人认为一本小说）。这两个译本的风格差异较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对照阅读。 如果说纪荷用有些遗憾和惋惜的心情写了居里夫人情感生活的另一面，那么迈克尔·怀特的《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则用有些揶揄和贬损的笔法展示出牛顿学术研究的另一面。牛顿对炼金术的研究被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因而也被很多传记作者要么抛在一边避而不谈，要么认为是与牛顿的科学成就格格不入的。怀特则认为，牛顿“从炼金术的研究中，获得了关键性的启示，从而发现了足以改变世界的科学世界”。在牛顿及其以前的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似乎有着多重的信仰和研究兴趣，如开普勒也是个活跃的占星术士，哥白尼是个数字崇拜者，牛顿对炼金术和上帝的痴迷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表现牛顿的缺点和怪癖方面，怀特好像做得过分了一些。例如，在怀特的笔下，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名言是用来骂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反讽，看来像是恭维，说胡克是个巨人，实际上牛顿是在骂他是个矮子”。这本书也是从台湾引进的译本，与台湾译本对照，就知道该书的大陆出版者是下了一些编辑功夫的。 卡尔·萨根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科学家，这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的多部科普著作。萨根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中的实际地位也在凯伊·戴维森的《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书中得到了证实。萨根在20年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算不上特别成功，尽管他在太空探测领域颇有影响，也曾长期担任康乃尔大学天文学与空间科学教授和行星研究室主任，但他在一些天文学研究的重镇如叶凯士天文台、哈佛大学没有获得永久性高级职位。作者这样写道：“从事业角度来看，卡尔·萨根遇到的最好机会，是哈佛大学聘用了他。他遇到的第二个最好的机会，是哈佛大学拒绝续聘他。乍一听似乎荒谬，但是，如果他继续留在这所大学，周围尽是些对他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反对鄙夷的人，他就有可能永远成不了重要的科学普及家。”萨根的转折点是他出版了《伊甸园的飞龙》，这部科普著作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也是他走向科普创作的真正起点。为他赢得更大声誉的是大型科普电视片《宇宙》的成功。在这本传记中，戴维森也描述了萨根性格上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宇宙》的拍摄过程中萨根与许多剧组人员的交恶是一例，萨根在前两次婚姻上的失败更是证明。萨根没有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对外星生命存在及外星环境的理论预测大都失败了，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电视电影镜头前，他与一些重要的科学家的关系比较紧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