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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于学术中心地位的母语文学研究者相比，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往往难以做到“名声远大，哪怕研究的是相对空间大许多、为世界主流的英语文学。这可能与研究对象有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学术传统。但另一个因素，似乎也不可完全忽视，那就是学者自身的学术眼光与努力。在这个方面，《破碎思想体系的残 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或许是个好例子。陆建德先生早年留学英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后选择归国之途，自然是有其眼光和判断的。 葛兆光先生曾借评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之机，论及中国的“外国学，我以为是既具洞察力，又有时效性的针砭之言、建设之言。（见《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能跻身本国的学界主流，与他们的日本问题意识分不开。同样，中国的学者，不管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外国为研究对象，其实问题意识应当与中国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研究外国文学、世界历史、西方哲学，还是治国外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人，都应对中国的实情有基本的了解。第一流的学者，更应产生迫切的问题意识。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治“外国学的研究者（暂且用此“笼而统之的概念），与中国主流学界的互动确实不够。一般而言，在各个国家，主流学者多半是治本国文学文化者，在英美，自然是英语文学系（英国基本上独标英国文学），而研究中国、日本、阿拉伯的学者相对处于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老死不相往来，萨伊德撰《知识分子论》，就颇大量地参考引用了美国的“外国学研究者的成果；同样，优秀的学者，由于积极参与本国思想文化的进程，并不会因其专业原因而被排斥在主流学界之外，甚至还会因此更加添光增彩，如费正清、史华兹在美国学界就是有影响的人物。相比之下，中国这方面的良性互动还是少了些。虽然当初主流学界中不乏治“外国学者，如刚归国的陈寅恪、钱锺书等都是。但经过长期的学统割裂之后，在当代学界，真能以治“外国学的专业而融入主流并发挥重要作用者，似乎并不多见。有之，陆建德先生当属其一。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他是较为活跃的治外国文学的学人，这册《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亦不妨视作其参与当代思想文化进程的一种努力。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可以感受到作者入手之题虽是异邦人物，其内心关怀却别有所指。全书四辑，我比较偏爱“英格兰的心智，可能作者亦有同感，不仅因为它相对比较整齐，被置于书首；不仅是由于在文章中温习雪莱、纽曼、凯恩斯、艾略特等人的形象，让我回忆起宽松宁和的英伦风景；更重要的是其借鉴价值，以及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价值取向。钱穆谓：“一切学问与著作之后面，必先有此一人之存在。非可脱离了此人，而悬空有此学问与著作之出现与成就。不是以人来依附于一切学问与著作，乃是一切学问与著作必依附在人，而以人为中心。（《四部概论》，钱穆：《中国学术通义》第62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我不完全同意将“外国学纯粹看作一种“资源与“参照物，虽然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外国学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确实有其价值，但“学问背后的“思想背景更具震撼力和诱惑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入口拓宽至思想史的广阔领域，其意义超出此书本身；而文章之中所体现出“有我的一面，更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学界而言。 在英国，我居留的时间不长，大体上没有资格做什么评论，但由于曾身处其中，对其地其人倒益发饶有兴趣。我的最大感受是，英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其思想取向与文化资源，恐怕值得我们习惯了“英美思维的人重新打量。这一点你同样扫一眼本书中谈论美国一辑的文字，就可以理解，谈《洛莉塔》、谈《老人与海》、谈《东方学》，加的题目是“认可的仪式——美国一景。不过在我看来，陆先生若能集中火力谈英国，或许能更加地“精彩纷呈。所以，再读第二辑关于四位离乡的爱尔兰人的文章，就别有会心了。从贝克特的小说里发掘出“自由虚空的心灵，读《尤利西斯》却从其发行来“看文学的经营，都可看出作者独具的视角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不过，我更欣赏的还是《伯克论自由》这篇文章，作者引用阿诺德的话评论伯克：“伯克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英国几乎只有他一人使政治接受思想的砥砺，让思想渗透于政治之中。令我心生敬意的不仅是作者对伯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追踪溯源、细加梳理、辨析正谬，更在于其背后的思路，为的是使“20世纪末的中国读者感到他那些有关自由、改革和国家的‘伟大旋律’好像就在近旁回响”（第204页），为的恐怕更是“有利于我们的文化积累和建设（第243页）。作者这般对异国文学与思想资源的挖掘苦意，不知读者又有几人可以领会的？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从总体上看，本书显得支离破碎，东鳞西爪。它不像面面俱到的教科书，更像断简残编，要想从书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知识几不可能。但我所看重的，却恰恰正是这“断简残编，因为它表现出了“作者的焦虑（第384页）。我觉得，在当下出书已不新鲜激动的年代，作者有焦虑的书，多半值得一读。因为，这说明，作者是带着问题，甚至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进入写作的。老实说，第四辑的文字并不能算很精彩，但它的态度，我很欣赏，这样的“一己之见确实可以称作是“不带假发、不穿长袍的评论，而其中由不成系统的文字而稍露头角的“问题意识，则更让我用心关注；至于其锋芒所向的批评棱角与勇气，更让我赞佩不已，如批评前些年颇为轰动的人文精神：“近些年来出现于一些研究论文和‘学者散文’中的‘人文精神的光辉’（或‘精神家园’、‘生命意识’）等词语确实为文章增色不少，但多少有点像浮在水面上漂浮的闪亮的油污。去掉，更好。（第362页）再如批评盛行一时“后现代，谓“由‘海上逐臭’到‘海上逐后’，当然，‘逐’也有‘放逐’、‘驱逐’之意。（第369页）其一针见血，真是痛快淋漓；其幽默诙谐，更见绅士的气度。批评界，或许真的已久违了这样有勇气与智慧的文字了吧？ 略感遗憾的是，作者的文笔似乎仍未能与读者贴近，总体看，学院气显得比较浓郁。这可能与作者严格的学院派出身有关，尤其是在论及文学史上的研究对象时，则更显出严谨认真的貌相，论证求信有余，而文字雅意略逊。但这更可能体现了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基本风格，虽然有过一些努力，但总体来看，大学者写小文章的不多，王佐良先生《英诗的境界》可为代表，就文字而言，可读则可读矣，但可以发挥之处似仍多多。在具体的操作技巧上，看来也不是丝毫没有可“更上层楼处。让丰富多彩的种种外国资源经由“人民的先知（歌德语）手，而进入当代中国语境，进入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辉煌建设历程之中，端有赖于外国学研究者（译介者）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陆建德先生的努力尝试与沉默工作，值得特别关注。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陆建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