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究竟有多热 藏书热颇有年头，且正持续发烧中。2004年3月27日至4月4日，第24届中国书店古旧书市在琉璃厂海王村大院举行。第一天一大早，京 城藏书圈里的几位著名人物：杨成凯、陆昕、辛德勇、宋午生、姜寻、谢其章、秦杰等人陆续在古旧书市上露面，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大都锁定在位于大平台尽头、平时从不抛头露面的中国书店收购科所设摊位上。书市数日，海王村大院里人头攒动、盛况非常，甚至有天津、河北、河南、陕西等全国各地的读者特地赶来购书。 由于北京琉璃厂文化区一期工程将于5月启动，第24届古旧书市是在海王村大院举行的最后一次古旧书市。在琉璃厂的“浒记面馆”里，陆昕、谢其章、秦杰等人在一起聚会，他们感慨地回忆着海王村“大平台”上的购书岁月，从1982年中国书店举办的第一次古旧书市以来，海王村“大平台”伴随了京城书友20余年，是北京藏书热发展的一大见证。陆昕回忆起90年代初藏书热始升温时古旧书市的盛况，书友们纷纷赶在开市前守在海王村大院大铁门前，只待大铁门一开，便冲进去抢书，“也不管有用没用，先尽着一堆堆地搂在自己怀里再说，什么爱惜干净啊，在这通通不讲究。” 稍微留意，便可看到更多藏书热的表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陆昕三代藏书，2002年他出了本《闲话藏书》，从此，陆教授家不断地接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打来的电话，请教有关藏书的知识；齐鲁书社的《藏书家》已经由2000年10月的第1辑出至2003年5月的第7辑；一份来自河北的《旧书信息报》发行全国，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群；在网络新书交易发展艰难的同时，以古旧书交易为主体的孔夫子网活跃非常，聚集了近两万古旧书爱好者；全国各地的家庭藏书状元评选活动也一年热闹似一年。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古旧书业已一改从前中国书店一家垄断的局面，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从1993年由中国嘉德举木追的首次古旧书拍卖开始，古旧书拍卖市场持续繁荣，2003年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成交金额152万元，中国嘉德2003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总成交额达1，082．5万元；潘家园、报国寺更成为古旧书的一大卖场，养活了众多以收购、倒卖古旧书为业的大小摊贩。 我们已经无法辨别是古旧书业市场化造就了藏书热，还是藏书热推动了古旧书业的市场化。可以肯定的是，藏书热的发展与人们对古旧书价值的认同密不可分，虽然大多数人依旧没有古旧书版本知识，但“旧书能卖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有人拿《永乐大典》纳鞋垫，时至90年代，已常有衣衫破烂的农民背着旧书送到拍卖公司。此情此景，藏书家谢其章先生认为，目前人们对古旧书价值的认同、藏书热的发展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样可以真正实现“藏宝于民”。 什么人在藏书 爱书人有的是受家庭熏陶，有的则是专门研究古代典籍的研究者，更多的则是兴趣使然。在古旧书市上，记者遇到了仅有初中文化目前从事图书外贸工作的的臧石，他坦白地告诉记者：“我藏了2000册左右的旧书，在藏书上花费了5万元左右。”臧石喜欢清末民国年间文史哲方面的旧书，对版本、版次却无讲究，记者发现，在他此次花费300元购买的旧书中，不乏没有收藏价值的“一折八扣书”。（特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书业兴起的以高折扣大量倾销给读者的图书，大都以牛皮纸为封面、印制粗糙。）  像臧石这样凭兴趣买书的藏书人构成了目前藏书热的主体。正如陆昕教授所说：“藏书热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众藏书，藏书热中低档次藏书群体十分广泛，如已经有几十万会员的‘大众藏书社’，又如北京妇联藏书状元评选活动所倡导的‘藏书状元户，人人爱读书’活动，都是大众藏书的典型代表。”
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吴凤祥认为，随着收藏热发展，藏书队伍在扩大，但真正懂得版本知识的藏书者的圈子往往比较稳定，因为鉴赏图书需要很高的文化修养。 与字画、古玩收藏不同，由于古旧书本身观赏性的缺乏，附庸风雅者绝不是藏书爱好者主流，目前的藏书者一部分是真正的藏书大家；又由于古旧书伪品少，有升值潜力，一部分藏书者主要目的是进行艺术品投资，如海外许多藏书者都有此目的；而各种职业对古旧书感兴趣的人构成了藏书的主体。 著名藏书家韦力说：“大众藏书热背后掩藏了众多不理性因素，大多数藏书爱好者买书全凭个人兴趣，并不太懂得版本知识，所以其视若珍宝的古旧书也许并无太大收藏价值。”但他同时表示，藏书人玩的就是一个自己高兴，各人有各人的玩法，没有必要强求人们怎样玩，也没有必要强行打破大众的收藏梦想，藏书市场和藏书热是由各个层次的藏书者共同构成的。 有多少书可以收藏 在2003年7月13日的海王村春季大拍卖中，反映日本侵华历史的手抄本《镇江文献记》在拍卖会上以12万元成交，清中期的《御制台湾地图》则拍出了15．4万元。具有史料性的民俗、版画、地方史、方志、手绘地图已纳入收藏范围，并大受追捧。人民大学古籍所的宋午生教授是京城里版画收藏的大家，他说：“版画过去不受文人重视，不入正统的老派藏书家法眼，现在可不同了，在拍卖会上，颇具观赏性的版画往往能拍出高价。” 不难发现，古旧书的收藏范围正呈现扩大趋势。 谈到古旧书收藏，有必要区分古书和旧书。中国书店旧书收购条例中，将1911年之前的称为古书，1911年以后的出版物称为旧书。 古书收藏讲求善本，历代藏书家皆有不同的善本观，如今获得普遍认同的是《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中所归纳的三性九条，国际标准则认可明正德以前的足本。 宋版书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经成为藏家追逐之物，如今，宋、元代和明代前期的书几乎不受内容限制，价值很高；名家批校本和名人手稿由于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古书中很受欢迎的一类；此外，具有代表性的雕版印刷方式印制的古书，如明代铜活字、清代木活字、还有瓷活字、泥活字等也受到追捧，套版套色、木版水印等成为讲究。 旧书的范围，在旧书市场上流行“民国老版书”之概念，但谢其章认为，新中国的出版物正在彰显越来越大的收藏价值，所以他把旧书下限定为20年前的出版物。 “新文学版本”书收藏的兴起要铭记几个人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末阿英最早提出要整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并在此后着手收藏；唐弢进一步完善了“新善本”的概念，对“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进行考量，根据书名、作者、版形（字体大小、宽窄）、封面、出版单位、印量、印次等确立了新型出版物的“新版本学”；姜德明是当代身体力行收藏新文学版本书的大家，他的《书衣百影》更在一时成为藏家收藏“新文学”书的重要参照。 新文学版本书的收藏为当代的藏书人打开了一扇窗，热衷收藏革命文献的秦杰说：“虽然我不藏新文学，但我认可他们的理念。天一阁藏书在当时没有任何版本价值，因为是明代藏明代，但天一阁藏书有自己的取舍鉴赏标准，如藏有明代历代方志、名人手稿，因而到清代中期天一阁开始被重视，到晚清成为四大藏书楼之一。” 收藏者的爱好成为藏书选择的一大关键因素，有人注重宋元、明清的刻本，有人专门搜集名人信札，有人对近现代的书籍感兴趣，有人喜欢抗战资料，有人只买版画，专题收藏就此形成。在京城藏书的“腕儿”中，姜德明是新文学版本书收藏的代表，杨成凯着力于古代词集，宋午生专攻版画，田涛热衷法律典籍，孟宪均对金石类碑帖和著名版刻怀有深厚感情，陆昕偏好清末民初的旧书，谢其章在期刊杂志领域独树一帜，秦杰则凭与党史相关的革命文献的不同领域在藏书圈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如今古旧书收藏范围扩大现象，也有不同的声音。执着于古代典籍收藏的韦力认为，藏书范围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于传统的古典收藏无力企及，在古籍市场上，500－600万元投进去，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因而很多人开始开辟一些收藏门类与领域。 这又引出了我们的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藏书的花费。“力所能及”四字，恐怕是从古至今一切藏书人所不得不恪守的规则。 文人藏不起书？ “1990年以前，古书价格与50年代没有太大区别，一部四、六本清版不过三五元钱，几十元一部的古书已属善本，百元以上都是珍籍了”，韦力回忆道。陆昕更对80年代在海淀中国书店门市买书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那时候，一本新文学版本书只要几块钱，书太多太多。” “书越来越贵”成为藏书人的共识，“买不起也要买”成为爱书人的痛。 历代士人有钱人家都藏书，通过读书可以作官以经济天下，书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代表。从某一程度来说，古代仿佛成为文人的理想时代，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知识互为表里的时代，当读书与做官、与权力、与经济地位能得到统一，藏书要求成为文人的必须，也成为文人的风雅。  如今的文人已经离书的风雅很远很远。“藏书大家”的称号为巨富定做始于近现代，韦力在台湾出版的《现代藏书30家》中历数了从北洋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代藏书家，其中不乏大银行家、商人、政治家，如傅曾湘是北洋时代的教育总长、张伯驹是大军阀之子投资盐业和银行业、董康是北洋时代司法总长、周叔是民国天津大资本家，而在这30个人中，一个教授都没有。韦力说：“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大藏书家，这是因为没有大资本家，珍贵典籍统一进入了图书馆。”
藏书不是人人玩得起，古旧书已经作为艺术品被纳入三大投资渠道（股票、期货、艺术品）。在中国嘉德的古旧书刊拍卖场上，花费2万元买一个牌才能获得进场的权利。对于一部分学者，靠有限的收入，且不以投资为目的，藏书变为一件快乐并痛着的事情。陆昕感慨道：“藏宝于民，买书成癖、成瘾固然是雅事，但背后支撑它的是钱，千万别挪了生计之费作买书之资。”在体验买书、卖书之乐同时深受买书、卖书之苦的郑振铎曾把卖书形容为如同卖自己的孩子，他七八十年前的话并未失去现实意义：“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 谢其章把如今古旧书价格过高给文人造成的困境归因为市场化：“我不喜欢拍卖，研究者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买来自己放着而已，不会利用。”陆昕却认为文人买不起书不是市场的错，古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地流向更能体现价值的拍卖场是个好现象，他说：“过去人们对古旧书不了解，古籍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现在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古旧书的价值得到认可，对保护高雅文化起到一定作用。古书收藏本来是曲高和寡的事情，现在开始大众化了，对于某些知识分子，认为爱书人、用书人买不起古旧书，而对目前的局面有非议，其实做学问不一定要看古书。书一旦有商品性质，几十万元买来的书一定会好好保护，对古书的保护并不会因为拥有书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我认为古书的价越高越好，大家会因此而更重视古书。” 韦力甚至对附风雅而买书者持赞同态度：“有钱人买很多书作摆设，至少知道有风雅可附，知识可以炫耀可向往，其价值观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比摆洋酒瓶子更进一步了。”他对文人藏不起的书的剖析仿佛更具有社会探讨意义：“知识分子买不起古书的现象其实与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相关，而不是古旧书市场的问题。别说知识与经济地位可能合一的封建时代，即便上个世纪20、30年代，教授的工资一个月有300－700大洋，是工人一个月二三块大洋收入的上百倍，如今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与社会整体相较又是什么层次？知识与金钱不是一体，最纯粹的文人买不起书，是现代急功近利的社会最大的悲哀。” 何为藏书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藏书家？这是一个永远争议的问题。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来衡量藏书爱好者与藏书家的界限？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藏者的学识、收藏的目的？在韦力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典藏书传统的才能称作真正的藏书家。和他一样固守古典藏书传统的是“北韦力，南黄裳”之称的黄裳，用韦力的话说，黄裳先生的藏书虽然不算太多，但部部都有说法。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藏书系统可分为：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学院藏书、寺庙藏书。明清两代是藏书的黄金时代，也是私藏的鼎盛时期，从著名的明代天一阁到清代“四大藏书楼”，我国私家藏书达到顶峰。藏书大家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如黄丕烈、吴骞、孙星衍、汪宪等。在韦力看来，私藏是中国古典藏书的真正代表，这种源流一直延续到清晚期的缪荃荪、民国时期的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 古典藏书对藏书者的学识、眼界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凡藏书家都精通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在收集、整理、研究古籍上有所建树，古代藏书传统更讲究系统性和严谨性，比如开列详细的著录。 新文化运动后，郑振铎、阿英、谢国桢等人除了传统藏书外，把视野扩展到正经正史以外的俗文学部分，如弹词、宝卷、版画、戏剧、小说等，这极大丰富了藏书的门类。此后，新文学书、革命文献、建国后作品……藏书范围不断开拓，在古籍善本价格非常人所能企及的今天，大众藏书热成为可能。 今天，藏书家一词被滥用，藏书人或者更应保持清醒。陆昕说：“不注重版本价值的大众藏书，即使数量上能以万计也与传统上的藏书是两回事。”秦杰认为当代藏书虽然不必拘泥于传统藏书的范围，但他也强调藏者专业学识的重要性：“我不是藏书家。靠自己的鉴赏能力将尽可能多的一类书或相关的几类书中的善本汇集起来同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得到收藏界认可的才能叫真正的藏书家。” 附庸风雅而不懂古旧书真正价值者、投资获利而不对藏书善加利用者、单凭兴趣而对藏书知识所知甚少 者，尽管或广聚钱财用于购书，或细知书市行情，或对书有莫名偏好，恐怕都无法纳入藏书家的行列。 古典藏书没落的时代 在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2003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前20名拍品排行榜中，碑帖、书札、佛经、地图、插图甚众，原本当是古旧书收藏主体的古籍所占不过时之二、三。在大众藏书炙热非常的今天，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的正经正史，已经开始被漠视，很多人认为这些书从收藏角度来说可读性不大，对不从事经史研究的人来说没有意义，许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诸如版画、地图、佛经等，试图发掘从前遭到忽视的收藏类别。而欣赏版本，注重封面设计、品相完整、印刷手段，推崇没有被阅读过的“毛边书”（书籍在装订完成后，按尺寸裁切，三边不裁和两边不裁，读完以后再裁切的书被称为“毛边书”）……是当前藏书的典型表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古旧书收藏的趋势，那就是：较之判定古旧书价值三大标准中的历史文物性和学术资料性，如今大多收藏者往往强调具有细枝末节色彩的艺术装饰性。目睹古旧书市场成长发展的海王村拍卖公司总经理彭震尧说：“现在，收藏者对书的内容不看重，而是注重其艺术价值，如雕版、印刷方式，其存世量，古旧书早已从阅读品变为纯粹的收藏品。” 身体力行古典收藏的韦力始终坚持认为，最传统的古籍收藏才能代表思想上的更高要求。他对当前藏书对形式的追逐深表忧虑：“在中国的文明史中什么才是最有地位？是严肃的经史子集。西方传统文化从古希腊到文艺复习是在文学艺术中传承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学术中传承的。藏书是历史传承的媒介，诸子百家先秦思想如果没有古代的藏书就无法延续到今天。今天人们崇尚简单、直观，因而字画的收藏地位高于典籍，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因为虽然艺术美化生活，但不能取代思想，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是背离的。而抛弃传统的收藏观，创造奇怪的收藏，犹如自己在高山旁边垒个土堆，知识成为盲从、斗山头的工具。” 不管是否是大众收藏热的兴起造就了古典藏书的悲哀，藏书界不争的事实是：古典藏书正在没落！韦力认为，1919年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进行的批评过犹不及，随着新文学地位的提高，传统的经史子集被人鄙夷，以后愈演愈烈，中国文人的藏书传统被打断了。  今天，藏书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很多藏书人以感性的藏书观来看待藏书，藏书趣味流于形式化，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专业的熏陶和训练。大众藏书与古典藏书传统的背离，恐怕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首要的是古典藏书对藏者财力的要求过高非常人所能企及，而现代印刷术的发展使得藏书的内涵和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最现实的因素则是当下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古旧书的收藏，对于很多藏书人来说，和字画、瓷器、玉器一样，不过是收藏的一种门类，自己的一种兴趣，传承历史、文化、思想，对典籍做归纳、整理、研究，那是自己无法也无力承担的责任。事实上，由于市场的作用，当代藏书的收藏范围之广，门类开掘之众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并非毫无价值可言。
传统藏书观和史籍收藏能实现回归吗？韦力认为，收藏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从唐至宋历代刊印发行的古籍的确难度极高，因为需要具备严密的知识背景，且花费巨大，最初购买古籍者，知识积累定然不够，到了第2代、第3代知识和财富积累会更多，藏书传统、经典收藏需要流传，也会流传，并定然会在未来实现回归。 大众收藏，身体力行者众，已经是人人都触手可及的；而古典收藏，需要财力、更需要学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