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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3月3日“文史”刊出马振方先生的《关于〈张居正〉答论辩学人》一文，是对我的批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读后，难以苟同，兹再批评如次。 一、是否夜半临深池？ 马先生是专门研究小说的学人，他没有看《张居正》第四卷（全书共四卷）就迫不及待地抛出长篇评论 文章，我认为这是“夜半临深池”式的冒险行为。张先生辩解说不是，声称“我动笔写《说〈张〉》时，其第四卷尚未出版发行，不是‘未及看完’，是根本就没看到，也无由看到。”事实上，在“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最后一次评奖、投票时，第四卷已经出版，马先生根本没有考虑设法看一看第四卷再说。他在发言时，是在宣讲他已写好的《说〈张〉》文，认为此书把好人写成坏人，把坏人写成好人。后来，去年深秋在淄博市召开的关于历史文学的研讨会上，他在发言中，更直言不讳地说《张居正》“是一部坏书”。不错，文学界是有未等长篇小说出版完就评论其中一卷二卷的情况。但是，没有人仅看完一部分，就将全书判死刑；有，就是马先生一人而已。但愿这不是我的孤陋寡闻。马先生还说，“我批评此书前三卷特别是前两卷的诸多滥造、悖逆历史之处，与第四卷内容并无关联，其第四卷无论写成什么样子也丝毫不能改变前两三卷的这类弊病。”由此我有理由怀疑，马先生至今仍没有读《张居正》第四卷，才会说出这种岂有此理的话。第四卷是小说的大结局，主要人物的命运到这一卷才“曲终人散”，有了各自的归宿，把前三卷与第四卷割裂，妄下断语，除了聊供自我宣泄的霸气外，不可能有其它。 二、说吃中药，但不信中医，通吗？ 我在批评马先生《说〈张〉》文中，指出：不错，嘉靖皇帝死后，隆庆上台之初，也曾猛砍一斧头，将“方士付法司论罪”，以示拨乱反正。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不再崇奉动辄以炼丹术鼓惑人心，取悦皇帝的道教。隆庆二年（1568）正月，他下旨“停正一真人封号，但授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给印。”（《罪惟录》第1册）可为明证。马先生认为隆庆皇帝不崇道，引《明穆宗实录》卷十六的一大段记载来作证。其实这一大段的记载，与《罪惟录》的记载，说的是一回事，即：削弱道教的权势。隆庆皇帝这么做，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嘉靖皇帝吃了方士的丹药一命呜呼，激起朝野公愤，新上台的隆庆皇帝，不能不按徐阶起草的嘉靖皇帝遗诏行事，对道教有所动作；二是早在隆庆元年四月，即有人上奏“正一真人荒淫不检，不当复令世袭，宜行所司查议，应否永为革除。”（《明穆宗实录》卷七）事实上，江西龙虎山正一真人之流，不仅横行不法，偷税漏税，还逼死人命，民愤很大。因此，隆庆皇帝才下旨削弱道教的势力。但是，削弱不等于铲除，不仅管理道教的道录司衙门继续存在，上清观仍然香火依旧（只是主管由正二品降为五品）。而且，正如明朝人汪旭奇《皇明通纪》所说，“民间之称天师，固自若也。”人们信奉道教依旧。事实上，几年后，也就是万历五年，真人的封号又恢复了。从隆庆到万历，道教的道统一直传承不息。马先生认为我说隆庆皇帝信奉道教是南辕北辙。我看马先生从引证的《明穆宗实录》卷十六的一大段记载，居然由此得出隆庆皇帝不崇信道教的结论，才是看走神，南辕北辙。马先生还说“好吃春药的主儿常是认药不认教（按：此说甚新鲜，但马先生不能举出一例，不过是想当然耳。），哪种有效就用哪种，从穆宗的行事看，他是崇药，不是崇道，就像今天吃伟哥者未必崇洋一样。”马先生能立刻联想到伟哥，真让人佩服其想像力的丰富。但是，与他说的正好相反，今天吃伟哥者，多半是某些大官及大款。此辈哪一个不崇洋——崇拜洋药、洋文化？如不崇洋，又岂能吃洋玩艺伟哥？从明朝嘉靖、隆、万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臣、宦官向皇帝进的春药，基本上就是道士炼的红铅、秋石一类，如果穆宗不信道教，岂能吃道士炼的春药？这等于说某人吃中药，但不信中医，通吗？！ 三、厚诬高拱了吗？ 马先生指责《张居正》厚诬高拱，我在批评文中予以反驳，并引《张居正》第四卷张居正至新郑看望风烛残年的高拱，高死后，又促成万历皇帝为这位下台老臣颁布恤典。对此，马先生视而不见，却转移视线，抄了我十五年前的著作《明朝宦官》不少文字，似乎我在自己批自己。首先我要感谢他义务宣传拙著。但是，我要指出二点：一、我在拙著叙述史事时，用“假惺惺”“装模作样”之类的字眼，不过是形容词，马先生却将这类字眼，等同于否定张居正人格，那是你的一厢情愿，与我无关。原书尚在，可以复按，我从来没有把张居正参与政治斗争的得失，上升到人格高度加以谴责。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位卑未敢忘忧国”使然，对改革现实的深入思考，促使我去探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深感他们在皇权主宰下从事呕心沥血的经济、政治改革，实在是太艰难了！就张居正而论，我两次去张居正故里访问，凭吊早已荒芜了的张居正墓，对张居正有了新的思考；在史料上，也有不少新的积累。我已与一家出版社谈好，将修订《明朝宦官》重新出版，包括去掉某些形容词，对张居正、高拱再定位。马先生在反批评文中，继续指责《张居正》“诬他（高拱）支持皇帝崇信道士在宫内外胡作非为”。而在《说〈张〉》文中，更有一段更明确的状词：《张居正》“为贬损高拱以反衬张居正。围绕道士的炼丹风波……（高拱）为讨好皇帝，打击张居正，竟支持炼丹，还在他的建议下放了被捕的道士，而当穆宗一死，他为‘讨得新皇上的欢心，即命捉拿刚刚放出的王九思，并指使刑部上折，要求将王‘鞫谳’后‘凌迟处死’。这就用纯属臆造之笔把高拱写成看风使舵、毫无原则、一意逢迎皇上的势利小人，在厚诬高拱的同时，也丑化了本不崇道的穆宗朱载。”真的是“纯属臆造”吗？否。《明史》卷三百七“佞亻幸”传载：“王金者，雩阝县人也。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雅好芡白术，闻金有秘方，为之解……金遂逃京师……金厚积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金自进之。帝大喜……授金太医院御医……金思所以动帝，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亻放……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不能愈……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隆庆四年十月，高拱柄国，尽反徐阶之政，乃宥金等死。编口外为民。”这段史料清楚地表明，高拱掌了大权后，公开为王金等人翻案，将这些死刑犯改判，发配到口外去。耐人寻味的是，此案居然拖了四年，本来王金等早就该斩立决了。这不仅表明了隆庆皇帝因崇道，对这些方士的暧昧态度，更表明了高拱对道教、方士的情有所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张居正》写了完全可能发生的高拱向皇帝进春药及种种袒护道士的情节，是合理的。《明纪》卷三十八《穆宗纪》二的记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高拱打着维护嘉靖皇帝形象的旗号，首先为王金翻案，上疏说：“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今谓为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帝复然拱言。”此言一出，葛守礼等马上响应，颠倒黑白，公然说：“王金妄进药，无事实。”要求把王金等改为从犯，从轻发落。但是，谁是主犯？给事中赵奋驳斥道：“将以陶仲文为首，则仲文死已久。为法如此，陛下何赖哉！”但赵奋的上疏，却“疏入报闻”，不了了之。透过史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高拱、隆庆皇帝的面目，崇道、对方士的丹药情有独钟，所以才罔顾事实、法律、后世的公议，公然为王金等罪犯翻案。《张居正》用生动的艺术笔墨，形象地再现这一切，对高拱、隆庆皇帝来说，何诬之有？马先生硬说有，我看那才是“纯属臆造”。 四、王大臣案与“另一粉饰点” 关于王大臣案，我在批评马先生的文章中，指出“那是冯保的阴谋”，也就是说这场阴谋是冯保策划的，而马先生却故作惊人地下一结论，声称我“对张居正是否参与了这一欲置高拱于死地的奇案却讳莫如深”。其实，张居正参与了这一阴谋，是明史常识，还需要像马先生那样喋喋不休吗？问题在于，他后来改变了态度，对冯保的这个阴谋有所抵制，要他罢手，对高拱伸出援手，这点，前文已讲过，不重复。应当看到，冯保、高拱之间的斗争，是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张居正清醒地意识到，冯保的身后是李太后，没有冯保、李太后的支持，他的任何一项重大政治、经济改革举措，都不可能贯彻下去。因此，他选择了政治上与冯保结盟。但是，在王大臣案中，后来毕竟与冯保保持了距离，这就不容易了。王大臣案的历史真相，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九“阁臣相构”条，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王大臣一事，高中玄（按：高拱）谓张太岳（按：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张不如是之痴。或中有小人，窥而欲做，则不可知。一曰冯保之意，庶几得之。”《张居正》并没有写王大臣案，所写浮浪子弟王大臣，只是同名而已，与王大臣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写不写这个案件，是作者的权利，马先生无端给作者扣上“欲盖弥彰”的帽子，甚至认为是粉饰张居正，岂有此理。 我在多篇相关文章中指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失败的悲剧意义之一，是张居正一边反腐败，一边自身也在腐败，受贿，并向冯保行贿；生活奢侈，放纵情欲，滥用春药。历史一再表明，没有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改革事业，仍很具鉴戒意义。《张居正》——尤其是第四卷，对张居正的腐败行为，作了形象、深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闪光点。但在马先生笔下，居然一口咬定“那实际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粉饰点。”这是什么逻辑？如此粗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做派，根本不值一哂。 我并不认为，马先生的两篇文章，一无可取。但是，他居然将《张居正》评得一无是处，甚至判为坏小说，其文中的可取之处，就变得无关宏旨。云自飘，水自流。我不信小说《张居正》的读者，会拿马先生的评论当一回事。《解放日报》正连载《张居正》，使之拥有更多的读者。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著文、撰书，指责《三国演义》与史书的某些不一致，但《三国演义》依旧风行天下。因为广大读者深知，岂不闻“小说家言，波谲云诡”乎！这里，还有必要指出马先生对高拱的评价问题。高拱个人比较清廉，但其门生、亲戚大肆贿赂，其兄高捷当强盗，引起舆论不满；在用人、边防上，有些建树；性格高傲、鲁莽，报复心极重。高拱也者，不过如此。但马先生在文中，居然奉送给高拱一顶闪光的高帽“改革家”，请问他的改革业绩在哪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明史学者说高拱是改革家。马先生的发明，只能当作笑谈。通观马先生的论辩文，与《说〈张〉》文一样，与他的结论相反，正是他自己厚诬了张居正及《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粉饰了高拱及其主子隆庆皇帝。借用并略加改动马先生的话说，“如果硬说这是帽子，也是马先生文中从胎里带来的，我不过是指出而已。”岂有它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