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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女士为出版《萧乾全集》,近日向我征集萧乾的信件。整理重读这批信件,深感萧乾不仅在文学、新闻、翻译等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崇尚学术道德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缅怀与传承。从萧乾关于翻译《尤利西斯》一些信件中,我看到想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崇敬萧乾敢啃硬骨头、做真学问的精神。在“注水学 问”、“学术造假”屡见不鲜之际,一位年逾八十、肾脏还有病的老人,真敢去啃翻译《尤利西斯》这样的硬骨头吗 起初不少人以为,萧乾不过是“挂挂名”罢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我“蘑菇”萧乾接下译《尤》的任务后,他就表示 “既签了约,我就要对读者负责,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干好。”随后,他和文洁若天天清早五点就工作,除了译、校,还要书写大量函电向国内外查找资料,四年多中光卡片就做了七万多张,最后在书上加了六万多条注释。这种做真学问的刻苦精神,在他给我的多封信中都有反映。如1994年2月21日信中称 “我们二人连年三十及初一都在忙此稿,洁若还打过几个通宵。”从这些片言只语,人们不难想像老两口为译《尤》是何等的辛劳 对比那些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的学术不正之风,萧乾以“豁命译天书”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祟尚学术道德的好榜样。 其次,我赞赏萧乾不重钱财、重在奉献的人生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人也想多挣钱,这本属正常。只是有的文人看财过重,以致出格敛财,有损品格。当然也有许多文人境界更高,不仅不取不当得之财,有时连当得的也乐于放弃。萧乾可以算是后一种。约稿时我承诺过,凡买参考书、邮费、复印费、抄稿费等均可向出版社报销。可他在1993年3月30日之信中,以有几章译稿已收到别的刊物稿费为由,主动表示这些费用自己负担。此外,他还来信宣布 将《尤利西斯》初版本稿酬扫数捐给上海文史馆新创办的《世纪》杂志。这两件虽是小事,但反映出人生态度的一种境界。一个讲道德的人,也会在钱财上克己自律。但愿有更多的人,能从萧乾这些小事中得到某种启示。 还有,我敬佩萧乾尊重他人的学者风度。《尤利西斯》上部,萧文译本与金隄译本只相差几天同时上市;下部,萧文则比金隄的早一年出版。在萧文上部译本中,附有《乔伊斯大事记》。起初的原稿中,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很少,再说,没必要在我们的书里替别人做广告,于是我把这一行删掉了。没料到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则坚持不能删,强调金先生译过三章,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他连来两封信,甚至生气地用上了“表明我们无知”、“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 “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坚持,我被感动了。于是我承担了责任,并与文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隄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从这件事我在想,都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但从萧乾对金隄的态度来看,足见未必人人都是这样。 《尤利西斯》两个译本先后出版后,人们各有喜爱,出现不同的评价,这本来很正常。不料随后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合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金隄在台湾先出,萧乾很多地方是抄金的”等等。有一次,我同金隄一起参加香港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反驳冯亦代 冯曾写文肯定萧文译本 含蓄地批评萧文译本,这使我隐约地感到来自金的敌意。当我把上述感受告诉萧乾时,他说 “别去听那些闲话,我说过,如果金隄进来,我会拥抱他。” 不过,萧乾1996年7月11日给我来信,又表示“不会去拥抱”了。我从信中得知,1996年金隄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尤利西斯》研讨会,有个洋教授在会上散发了一份材料,对萧乾夫妇及其译本进行很不客观的指责,并把这个材料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因为洋教授未必懂中文,萧乾判断那些“炮弹”肯定另有来源。他对借洋人之嘴来攻击甚为不满。对该文竟凭空说萧文“参考”了金隄译文这种属于诬蔑的指责,我也很生气。那些年,萧乾如何从国内国外又讨又买资料,如何通过在京及国外的洋人朋友向世界乔学专家讨教,如何向教会、天文台、医院等请教大量专业词语,如何向季羡林、金克木、杨宪益等一帮老朋友请教梵文、希腊文等一二十种外文等等,我不仅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尤利西斯》下部最难译,涉及那么多专业用词和那么多种外文,若不是凭着萧乾广泛社会关系的帮助,光靠萧乾一个人恐也难译出。下部萧文先出版一年,怎么能说先出的“参考”后出的 面对洋教授的指责,尽管萧乾觉得对方做法有点过分了,但他依然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只是给我一个人写过信,仅仅表示“不会去拥抱”而已。除此之外,他不但自己“不准备应战”,而且“强烈建议译林不要去反驳”。后来我写出想为萧文译本正名的文章,萧乾在1997年1月13日的复信中,再次告诫我 “《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 萧乾发表过一篇《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的文章,我非常赞同。本来,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天书”,有多种译本进行不同的诠释,这是文学翻译繁荣的好现象。我一直认为,萧文译本与金隄译本都是优秀的译本,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译本各有特色,何妨各行其道,让读者多一种选择。上述看旧信有感而发的话,是对萧乾尊重历史、宽容待人的学者风度,表示一种怀念吧。 萧乾关于《尤利西斯》致李景端的信（摘录）  （1993.3.30）眼下笫十一章已请人在抄,洁若在开译第十三章,我则在看第十二章,并通读已誊清之稿。这样流水作业,十分通畅。……此外,我们虽从国外托两个儿子买了些参考书,也付了一些抄稿费,但由于个别章已在刊物上发表,所有这些开销我们愿自己负担,不向出版社报销了。
（1993.4.30）《世纪》是由冰心女士及我任主编的一综合性杂志。今年七月一日在沪创刊。我们正在为此刊物募一基金。为了略起推动作用,洁若及我决定将《尤利西斯》初版本稿酬扫数捐给该刊。如承协助,将会给我们两个译者以极大的欣慰。 （1993.9.24）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对我们译《尤》曾给予了很多支持。送了一批极有用的参考书。并曾代向英国“乔”专家请教。这些对我们译《尤》都很有帮助。 《新民晚报》上登的咱俩的通信也看到了。现在《废都》都未正式禁,那写得露骨多了。相信《尤》第十八章一关,可以顺利通过。但事先造些舆论还是必要的。 （1994.2.21）现送上《尤利西斯》书稿9—15章。我们二人连年三十及初一都在忙此稿,洁若还打过几个通宵。总算交稿了。打印稿有不清楚之处,我们也尽量描了。然而错误难免,不敢打绝对保票。希望责编同志多辛苦一下。务必争取上半年出版。 （1994.4.6）今天在通读校样时,见到在附录《乔伊斯大事记》中你把“金隄的节译本在中国问世”一项删掉了。洁若对此无成见,我则认为这样反而会有损我们这个译本的价值。因为 一、既然西方一些传记之作的出版年月都分项列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节译本（不论其篇幅多么少,甚至质量如何）竟然不在大事记上出现,要么表明我们无知，要么（更可能）表示我们没有气度,不尊重历史,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 二、我们既宣称这个译本不但供一般读书界欣赏,而且还要供研究者之用。那么,连这么一件人尽皆知而又十分重要的史实我们都忽略,还配为研究者参考吗？实是自我贬低。我现在不但主张恢复“1987年4月《尤利西斯》节译本在中国出版, 译者金隄（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且希望在这项之前补上一条）“1981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两卷,袁可嘉编）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内选有金隄所译《尤利西斯》第二章。” 我觉得我们应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承认历史。这不但无损于我们译本的价值,反而会表现出我们的客观,尊重历史,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要么就是无知。 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与洁若间出现了争论。为顾全大局,请你冷静考虑后再决定吧。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为读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而且金隄的节译本已发行多年,并不会因我们不提它而被忘记。事情虽小,但这里涉及我们的气度和认真的程度。请再酌。 （1994.4.7）《尤》稿动手以来,我同洁若一般还协调,昨天在一个问题上,我们闹翻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悬在那里。我特写此信给你。 一、问题出在：她写的《尤》“附录”《大事记》,我坚持要把金隄的1987年节译本列入,她同意了。但校对阶段大概你给删了（校样上没有）。 二、我认为绝对不可删。要么不搞大事记,否则,外国有关《尤》的书列了那么些 按年 ,而中国的不提。这不科学,不客观,不合唯物主义原则,肯定会为（至少）国内外国文学界所耻笑,说我们唯我尊“尤”,狂妄自大,无视旁人（比我年轻许多）的劳动成果。 （1）我们不是说此译本还希望能供研究者之用吗 连这么明显的、唯一的事实都无视,都有意忽略,最起码也证明我们无知。（2）这个问题涉及原则,当然也涉及我们今后有没有脸见人的问题。所以我坚持。如果她坚持不放,则,要么取消《大事记》。此事请你从原则、从学术角度,而不仅从狭隘的“生意经”出发（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就此事表一下态。不然,对工作进行不利。 （1996.7.11）（一）昨天香港《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来我处,带来金隄的“朋友及支持者”（耶鲁大学教授）所写一文（估计是在天津研讨会上散发的）评萧文译本。实际上就是完全站在金方面来攻击我们的译本。洋教授所举之例,肯定均为金隄所提供。他不过借一洋教授之名,为他出出气。她曾出席了金译本的天津聚会。  首先,在介绍我们时,说萧乾只是一个二战记者,完全不提1939—1945年间,我在英就已研究乔伊斯。其间,还在剑桥王家学院专攻以乔伊斯为重点的英心理小说。对洁若,则只提她译日本文学,只字不提她译过英国凯瑟林·曼斯菲尔等人的英文长作。尤其严重的,她毫无根据地（估计她并不懂中文）说我们参考了金的较早译本。其实,我们的译本先出一年,更有权利和资格这样估计他,但我们从未这么说过。而且书出之后,都公开供任何人阅读。他肯定看了我们的译本。他出得晚了一年,但我们并不据此即认为他“倚靠”（Reynolds原语）了我们的译本。
（二）《南华早报》要我的反应。我说：我们在序中就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欢迎更新更好的译本问世。事实上,北京师大一位刘教授正在从事笫三个译本。我们欢迎,绝不会因为他出得晚,就对他存敌意。相反,我们希望他既参考我们译本之长,也力避我们译本之短。人类整个文化就是这么前进的。我们欢迎对译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但如果写作者以某译本译者朋友的身份出来说话,而且讲的是一面之理,动机出于褒金隄贬萧文,这样恶意的有成见的“评论”,我们认为不屑一理。这位洋教授也许是乔伊斯研究家,但我估计她的中文理解力未必足以判断两个译本的译文。这种借洋人来帮腔逞能,这与一个严肃学人的身份不甚相称。 （三）正因此,我不准备应战。因为：（1）这不是学术上相互探讨,而是一方假洋人权威来逞势欺压;（2）金隄最痛心的,也许正是《南华早报》文中所说,“萧文译本卖了十几万,而金译本只卖了四万。”他也许想借此挑起一场论战来弥补一下。我们并不准备合作。所以,（3）我们不打算作任何答复。如果翻译界有心人士愿客观而公正地比较,我们欢迎,并一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正。关键是,不是捧这个打那个,而是为了一个更好更完善的译本。我希望那样对第三个译本会有参考价值。 总之,我们是在为普及一部艰深而有价值的译本而努力。如果目标相同（而不是以个人权威自居）,就有共同语言。三年前,我在对《光明日报》记者谈金隄时,曾表示十分友善,甚至说,如他进来我会拥抱他。我未料到他是如此倨傲,以乔伊斯为他一人的专利。书比他出得早就如此敌视。我不会去拥抱这样一个人。此信请复制后退回给我。强烈建议译林,不要上当去正面反驳,但可以组织一篇公正的客观的评论。（1997.1.13）示悉,谢谢大文。我意《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关于《尤》或“乔”在学术上的探讨,当然宜永远继续下去。至于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不知兄以为然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