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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末期开始，学术界对莎士比亚就好评如潮。他去世十几年后，17世纪大诗人弥尔顿在莎氏戏剧集第二对开本里刊印出如下诗句：“他，一个平民的儿子，登上艺术宝座；他创造了整个世界，加以统治。”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虽然说莎士比亚像是喝醉了酒的野蛮人，却也叹服他“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
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除了托尔斯泰，19世纪的伟大诗人、小说家如雪莱、普希金、巴尔扎克、狄更斯、屠格涅夫等对莎士比亚几乎全都推崇备至，竞相仿效。
莎士比亚的魅力系于何处？国内学者已做过穷经皓首的考辨，得出种种使人茅塞顿开的结论，这些评述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却不尽周全，因为它们忽略了莎士比亚的宗教情怀，忽略了莎剧固有的神圣与崇高品质。 超越凡俗而趋于神圣，超越卑微而达于崇高，在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路途上燃起永恒的明灯，为摸索于暗夜中的行人指出正确的方向——应当说，这才是莎士比亚魅力永存的首要原因。 回首人类逐渐告别野蛮而走向文明的历史，雨果论及西方文明的两大元典——荷马史诗和圣经，示意有两种相辅相成的文化传统从中生成：一是肯定人类健全欲望的古希腊人本主义传统，二是关注人类精神道德价值的希伯来神本主义传统。事实上，正是这两大传统纵贯文明发展的历史，联袂充当了西方文化灵魂的角色。而莎士比亚的特征恰恰在于，在这两大传统发生深度融会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他作为古希腊人本主义的最佳继承者，对希伯来－基督教的神本主义采取了兼收并蓄态度，将二者的精华珠联璧合地体现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 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承袭着荷马的衣钵登上当时文学创作的峰巅。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又是一个对圣经相当了解的基督徒，见证了圣经文化如何渗入英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胞之中。这为他汇融二希文化的精髓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他既满腔热情地弘扬希腊精神，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歌颂人性、青春和爱情；又真诚地张扬希伯来精神，由衷赞美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爱理念，从而为人类文学宝库贡献出一部部既洋溢着现世欢乐，又引导人趋于崇高的戏剧精品。而惟其如此，他的剧作才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前列，闪耀出永恒的理想光辉，给人以无穷的审美享受。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兼而追求尘世的幸福和灵魂的得救，因为其终极理想是人的健全发展，而健全的人生必然包含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追求的实现两种内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都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决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于所有动物都在生理本能的支配下寻求欲望的满足，生理本能便不再是人的本质特征。人文主义所张扬的人绝非只有动物性的野蛮人，而是既有世俗欲望又有信念和理想的文明人，这种人必然既追求尘世幸福，又盼望灵魂得救，而圣经及基督教文化早已为之打开了灵魂得救的大门。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之所以能达成深层的贯通与契合，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莎士比亚与圣经”之“导言”的一部分，该书稿目前正在由商务印书馆审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