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里，历来有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方法。就文史类学科中学者们的才质而言，亦有偏重于经才、史才、子才、文才的不同。大抵来说，经才者，按部就班，循
规蹈矩；史才者，长于梳理，精于识别；子才者，思想深刻，见解特出；文才者，感悟灵敏，感情充沛，才华横溢，所谓才情富赡是也。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包蕴上是文、史、哲不分家，三者熔为一炉的，因此，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就必须同时具备经才、史才、子才与文才。
也许正是缘于此，胡明在其学术论著《古典文学纵论》中提出了学术论文必须出见解、出思想、出断制、出才情之说。出见解本来是所有学术论文必须具有的起码要求，只因近来年人云亦云、同题重复的论文论著太多，故作者不得不在此着重提出，以矫正时下学术界弥漫的不良学风。而“出思想”则近于对子才的要求，“出断制”则近于对史才的要求，“出才情”则近于对文才的要求。他认为，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与其思想、断制、才情皆具是分不开的。在此种明确的研究思想指导之下，作者在书中就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文学现象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在对唐诗及唐诗学的研究中，通过对唐代文化格局、文学氛围、诗化情调等多方面的考察，揭示出“史的诗化”即在史学叙述中充分调动文学手段这一在初唐时代特别显著的文学现象，从而为唐代“学术的文学化”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论据。又通过唐诸家选本中本朝入选诗人诗作的比例，提示今天的学者们注意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一现象，并认为这一研究将具有人文层面上的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书中对类书大量刊行对唐诗兴盛的积极影响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许多精辟的论断，都表现了研究者对历史材料的细察慎思以及文学史观的宏通博识，因此这些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见解不仅能折服人心，而且也提供给学人们以更多深入广泛思考的线索。 在对中国近百年来词学研究的考察过程中，作者对于王国维与胡适在词学研究史上的意义与影响的分析论证与界定，也闪烁着理性思考所带来的明辨善断的学术思路与眼光。他认为王国维还只是词学史上的“维新变法”人物，而胡适才具有真正“革命党人”的品格，其词学理论对传统词学的挑战与冲击带有更激烈的狂飙意义，进而得出胡适的词学研究“意在历史的阐释与思想的前进，重在传授一种观念，锻炼一种眼光，培养一种意识”的结论，这些都是十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而在掌握大量史实的基础上，独具一种特立不倚的观念、眼光、意识，也正是胡明在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中其所以屡屡能出思想、出断制、出才情的根本缘由。唯其如此，他那些真知灼见才不仅能新人耳目，而且往往具有一种振聋发聩之呐喊呼唤意义，读后令人有一种找到出路的精神振奋与学术自信。比如，“词的文体的独立性固然一定时期内依存于与音乐的特定关系，但词的艺术价值，词的文学审美意义则是与曲调妍媸、与音乐性纯驳关系不大的 词学的理论前进与研究开拓在今天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体制内思维的硬壳才能有所成功 ”在这些截断众流的论断中，论者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勇气足以使你折服与震撼！而这样的文字，也往往是一位学者才华横溢、感情充沛最真切的流露与展现。 《古典文学纵论》 胡明著辽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