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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情的缘起 二十六年前的一个冬日。家住北京鼓楼大街的青年工人张行，假日里和几位小青年聚在一起，用家里两个十分陈旧的黑漆木箱重叠起来当桌子，在上面玩牌作乐。无意之间，一个玩牌的青年发现那木箱上似有镌刻的字迹，便和大家一起细细擦洗辨认。于是，这一对在张家（据 说是曹雪芹挚友张宜泉的后人）存放了二百余年的曹雪芹箱箧，终于重见天日。 热心于搜访曹雪芹遗物的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已故），随即会同冯其庸先生等红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考察，确认这是曹雪芹遗物。吴、冯二先生还分别撰文对该箱子的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画内容作了分析研究。（参见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冯其庸《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关于曹雪芹的书箧及其他》，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本文提及的吴、冯二先生观点均集中地体现在以上二文中）但由于他们当时的结论还存在某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故在学术界产生了分歧和争论，甚至由此而影响到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箱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对一件新发现的重要文物，在认识上难免会产生一点分歧的意见。只要能正确引导，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做进一步研究，真理必定会越辩越明，真相也最终会大白于天下。然而紧接着出现的几个意外情况，却让这场讨论中途搁了浅，并使得能否确认这一对箱子为曹雪芹遗物的问题，成了一个至今未决的悬案。 第一个情况是，热心于此事的吴恩裕先生于1979年末猝然辞世。他的辞世，不仅使坚信箱子乃曹雪芹遗物的一方失去了一个顶梁柱，而且立即导致那一场争论几乎是在对怀疑论无人应战的形势下戛然而止。笔者因当时刚刚涉足红学，虽然正好在此时（1979年岁末）写成了一篇自以为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箱子真相的长文——《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亦因有关方面失去了继续探讨的兴致而束之高阁；直到七年以后，才借我的论文集《红学论稿》出版之机推出此文。（原收入拙著《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现收入拙著《草根红学杂俎》，作家出版社2004年2月版） 第二个情况，正因为在吴先生去世后，对箱子的认识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中止了更深入的正常讨论，致使原打算将此箱子提交给有关部门作进一步研究的张行一家，愤然改变了主意，将箱子转移藏匿到京郊的亲戚家秘不示人。这给后来欲对其做进一步研究的人带来了障碍。 第三个情况，1983年3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和洪静渊《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这位洪静渊从安徽省致函端木蕻良先生（曾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老作家），称其“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内载有名许芳卿者，“随父客金陵”，在其夫卒后，作悼诗云：“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思人睹物埋陈箧，待殓停君鬻嫁裳。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望北邙。”并称，此诗才是“芳卿悼亡诗”原作，而原发现的曹雪芹箱箧内所题那首“芳卿悼亡诗”，“既不合旧体诗的平仄，又词不达意，不似一个工诗的女子所作，可能是一个不懂作诗，而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模糊追忆出来的”，云云。当端木先生复函索问其所见《旧雨晨星集》的刻印年代时，洪又复信称：此集“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而他所见残本，则“系白宣纸抄本”。有了这一“新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私下议论均一致断定原发现的曹雪芹箱箧内所题悼亡诗系“伪作”，进而断定其箱箧本身亦属“伪品”无疑。 这最后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对当年发现的曹雪芹箱箧最致命的一击。从此以后，学术界除了在提到历年出现的文物作假时还偶尔提到这一对箱子之外，极少有人再用肯定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之所以说“极少有人”而不说“再也无人”，原因就在于，不受这一情况蛊惑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在下就是一个。我根据当时《文献》杂志公布的通信，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洪静渊所提供出来的材料，才像是真正的造假。倒不是我这人的思路和眼光有多独到、敏锐。但至少，打从知道这一对箱箧的第一天起，我便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的谨慎态度，认真分析着来自各方的观点和信息，绝不盲从任何权威的结论。 我对曹雪芹箱箧的全部观点，读者可以从拙文《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里得以了解。概括的说，便是我一直坚信这一对箱子确为曹公遗物，但又从来没有相信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对该箱箧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判断。我甚至以为，怀疑论者的观点本身，正是受了吴、冯所论的误导而产生的。所以，我那篇论证这箱箧确为曹公遗物的文章，其副题并不是与怀疑派的代表人物陈毓 、刘世德先生商榷，反倒是“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商榷”。至于我和双方观点之间的歧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还是回到我现在要正式拆除《旧雨晨星集》这枚“重型炮弹”的本题上来吧。 首先必须指出，过去人们之所以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洪静渊的真正造假，除了吴、冯对该箱箧用途、来源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分析论证容易让人觉得有违常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觉得箱箧上那首芳卿悼亡诗不合平仄。所以，一下子见到洪静渊拿出一首经改造而变得十分合律的“真正”的悼亡诗来，便很自然地以为——认定原发现的箱子是做假已经“铁证如山”了。其实，单是这一个问题，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恕我直言。我总觉得许多正统的红学专家（包括以前确认这对箱子是雪芹遗物，如今也跟着泄了气的冯其庸先生在内），在看待这个问题时都似乎缺乏一点“脑筋急转弯”式的逆向思维能力。就说这箱箧上的手书悼亡诗吧，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果整个一对箱子都是假的，那做假的人既然把箱子外面的镌刻字画都搞得那么精细——包括把箱门外镌刻的《题芹溪处士句》也弄得那么平仄和谐——何以偏偏要在“伪造”箱门里边的悼亡诗时如此“粗制滥造”，弄得又叉又改、格律乱套呢？这究竟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 其实，只要稍加辨析，就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判断箱子是造假，那才大大的不正常呢（因为它严重违反了造假的常规）；如果判断箱子真是曹雪芹遗物，那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深入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位在箱门内信笔书写悼亡诗的作者，并非如洪静渊所云“是一个不懂作诗”的人；恰恰相反，她很会作诗，几乎句句都成律句，只不过从内容和笔迹上看，她是在从箱子里清理亡夫遗物时，睹物思情，悲不自胜，随手拿起一支笔在上面随写随改地抒发悲痛怀念之情，却由于仓促之间缺乏推敲，尤其是在画掉一、二、五句试图重写时，不慎接错了格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明显乱套的情况。但惟其如此，倒更能让人窥见这一对箱子的真实可靠性。反之，若以造假论之，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便真正是不可解了。更何况经文物专家鉴定，箱子的木质确属乾隆旧物，而箱子上的镌刻字画及斑剥漆痕全都陈旧不堪，显然也不是现在所能伪造得出来的以致有怀疑论者据此而推断当为民国年间所伪造。试问：民国年间就伪造好的东西，缘何要等到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才拿出来示人呢？难道世间上真有这样不计功利的造假者吗？ 还有，洪静渊的一纸书信和几句胡诌，分明矛盾百出，为什么专家们就一点也看不出来？记得《文献》刊出此信不久，适逢南京召开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当即向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胡文彬先生谈了对此事的怀疑。怀疑的要点有三：第一，在照相和复印技术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洪静渊何以不出示他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有关文字的照片或复印件？第二，他开头的信里说是“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当端木向其索问该书刻印年代时，又称“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并称他所见残本则“系白宣纸抄本”。试问：他为什么不说他的“抄本”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不说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查”到原书的年代出处的？既然都查出了确切依据，为什么不将其统统公布出来？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怀疑：到底世间是否真有这样一本书。第三，洪在信中引录的“许芳卿悼亡诗”，合律固然是合律了，可我看来看去，怎么有的句子在内容上反倒不如箱子上那不尽合律的句子通顺合理呢？（见《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商榷》）所以我当时就对文彬说：我怀疑洪静渊所说的“许芳卿悼亡诗”才是假造的。但他为什么要假造？是他本人假造，还是别人假造来骗了他？这些都有必要搞清楚。故我与文彬约定，俟会议结束后，我俩一同去安徽造访洪静渊，以期彻底弄清真相。文彬答应了，可是临到研讨会结束，他却因别有安排而不能成行。于是，我也放弃了这次造访的计划。 此后一晃就是五年。在此期间，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信息逐渐传到海外，美籍华人学者赵冈和台湾学者高阳都相继发表文章谈到此事。赵冈先生的观点比较独特，他是既相信洪静渊之说，又相信箱子是雪芹遗物，认为二者之间虽有差异，却是定稿与初稿的关系。但他亦发现洪静渊提供的材料存在一点“小问题”——因为洪在信中称，《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而据赵先生所考，程琼号飞仙，安徽休宁人。史震林《西青散记》中对她有记载。而程琼之夫乃吴震生，号玉勾词客，曾为史震林此书写过序，自称“鳏叟”，署乾隆二年。故其妻程琼似应在乾隆二年之前即去世。如果她所著书中真的记述了邻居中有名许芳卿者题悼亡诗之事，则与雪芹卒年相去甚远。赵冈的最后推测是：“很可能程琼不是吴震生的原配”，乃乾隆二年之后续娶的“继室”；而《西青散记》或亦为“多年累积之作，早年曾有吴震生序，但序成后，逐年还有新的记事加入，其中提及吴震生之继室程琼。是否如此，尚待详查该书”。（见赵冈《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载1983年11月2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台湾的高阳先生，却不像赵先生那样尽信二者皆真，他是只信洪静渊之说，而断然判定此前发现的两只箱子为“假古董”。其理由是：他已查明程琼实乃吴震生“原配”，而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序称“鳏叟”时，程琼“下世至少十年以上了”，所以“许芳卿悼亡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见高阳《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载1983年11月23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眼看洪静渊抛出的这一原本漏洞百出的“新材料”，竟能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混乱，我终于在1988年6月初参加完安徽芜湖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后，独自去了黄山市（即原屯溪市）。在当地著名红学家白盾教授的协助下，先后走访了知情人方宗耀先生（书法家）和当事人洪静渊老先生（已逾八十高龄的乡居旧式文人），这才终于弄清了此事的真相。 二、方宗耀的证词 方宗耀是黄山市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当时年约五十余岁，在市区开了一家书画店。我从徽州师专白盾教授处得知：洪静渊所称“在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的“友人”，便是指方先生。于是我在白盾教授的小女儿吴海婴的带领下，首先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找到了方先生的书画店。 在说明来意之后，我首先询问方先生：是否曾将一个《旧雨晨星集》的残本提供给洪老先生看过。方先生微笑着连连摇首，讲了如下情况。为了忠实传达谈话的实情，这里仅将我当时简记的方先生谈话要点，原文照录如下： 方宗耀谈话记录（1988.6.3上午） 这是洪老年纪大了，弄错了。实际上这书是我在他家看到的。时间是83或84年（记不清了），我到他家见到的。木刻本，大约比这个（《中小印谱》）稍小一个尺寸（《中小印谱》宽12公分，长19公分），那书大约宽11公分，长18公分。 书中是否有那一段话，记不清了。当时他是请我为他写成一横幅（约高30公分，宽60公分），作指头大小的行书，约400字左右，里面有文有诗。总之是在通信之前。（指《文献》第25辑所载《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月版） 不是抄本，不是。眉头还记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大约这个（《中小印谱》，25页）的两倍，约50页。 我是82年才从附近（约12里路）的榆村搬迁到屯溪来的。写字（指为洪静渊书写所谓“许芳卿悼亡诗”一事）是搬来之后的事了。我们相识是82年时，他作了四首旧诗，让我书写后赠叶圣陶。 出示所留照片 庆祝党的十二大召开，七绝四首，语吾徽著名书法家方宗耀先生录呈叶圣老等在京诸友好。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实过誉也。 盛会宏开喜气融，神州到处沐东风。 龙翔凤舞欢声动，都在人民庆祝中。 （楷） 长空万里任回旋，智慧花开分外妍。 夜听电波传喜报，卫星又上九重天。 （草） 中青奋发展专长，盛事流传四海扬。 硕德高龄当顾问，老成辅佐更周详。 （隶） 三中全会引征帆，动乱消除国运昌。 比际万方同额手，正如葵 向朝阳。 （篆） 八三年元旦安徽屯溪洪静渊草 癸亥春节新安黄山樵方宗耀书 （二方印） （注：葵 ，原文如此，当为“葵藿”。） 刘宣（当时北京某报的编辑、记者）１９８５年左右来找过我，说洪硬说那抄本在我处。我把真情告诉了刘。刘在此住了约一个月，反复去找了他。他还说在我处。刘在无结果的情况下离开了。 从方先生所讲以上情况，我已大致判断出以下几点： 一，洪静渊在通信中称“从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残本”云云，显然是谎言。若事实真如方先生所言，则是洪将方请至其家，拿了本木刻版的什么书来装样子请方看。（我当时因刚刚开始记录方的谈话，一听方说是在洪家看到的，便在主观上以为洪真有一本名叫《旧雨晨星集》的书，便急于想问他看到的书中是否真有所谓“许芳卿悼亡诗”的那段记载，因而忘了仔细探问方所见刻本是否真为《旧雨晨星集》。现在回忆起来实乃当时访谈中的一个疏忽） 二，从方先生只是肯定了为洪“写一横幅”，而记不清书中是否真有那段话等情况看，洪在出示刻本和请方先生书写这两件事情之间，必定搞了一点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以便让书写者在日后的记忆中产生混淆，间接为他的“新材料”提供亲眼目睹的旁证。 三，方先生断然否定他在洪家看到的一本书“不是抄本”，且“眉头（书眉）还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说明洪在后来的通信中向端木所称他自己见到的“系白宣纸抄本”云云，又是一个谎言。所谓“白宣纸抄本”，只不过是洪在此次将自撰的一段“材料”请方先生书写而成的产品而已。 四，从洪赠诗给叶圣陶的情况看，他的旧体诗功力确实不错。诗虽难称上乘，至少格律谐调（惟第四首起句之“帆”字不协“阳韵”，或为方音之讹吧），且能恰如其分地化用杜甫“葵藿倾太阳”句到他的诗中，其水平，已足可让他把早已见诸报端的曹雪芹箱箧悼亡诗修改得格律谐调。然终因代人捉笔，隔靴搔痒，且思路平平，所以改过之诗在内容和情感上，以及杜撰事由的年代地域上，皆漏洞百出。 五，从洪氏莫名其妙投诗赠叶圣陶这件事的本身，以及他在诗题兼小序中得意地称“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等细节中，又可看出：其人年虽老迈，尚有攀附结交名人和变着法儿出风头的“少年心性”。这或许正是他见了箱箧悼亡诗不甚合律，便灵机一动伪造“真诗”吸引端木与之结交的内在动机吧。 六，从方先生所告刘宣（北京记者）“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仍未见到所谓“抄本”的情况看，洪静渊在贸然抛出“通信”之后，已有多方面的人士前往追索真相。洪见玩笑开大了，竟连准备好的“白宣纸”抄件亦抵死不予出示。看来这次我要想在他那里获睹此件，恐亦无望。但事情的真相，却可由此揭穿。 本来在听完并记下方先生的证词之后，我原打算请他审看一下我的记录并签上名，便算完事。然转念一想，他既是书法家，何不请他自书其事，以作纪念，且比我这涂鸦式的记录更能取信于人。方先生听了我的建议，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提出自己在文理上并不擅长，要求让他将要写的内容口述一遍，由我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后，再行书写。 以下便是经方先生重新口述后记录下来，略加润色，再由他书写而成的又一证词原文： 遂夫先生询及《旧雨晨星集》事，略告实情如下。 洪静渊谓在我处见到该残抄本，非是。实乃我在他处见到，且非抄本，乃印本耳。时间大约在八三年春天，他因数月前曾嘱我为其书写赠叶圣陶的四首七绝，故已相识。此次则又写信要我去他家。去时，他拿出一《旧雨晨星集》印本，要我为其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我当即遵嘱写出一约两尺宽一尺高之横幅相赠。内容已不记得。八五年，北京某刊编辑刘宣来访，谓洪静渊称：系在我处见到该书残抄本。我告之不是事实，他无所适从，往返于我与洪之间，探询数次，耽延约一月之久，始离开。现在洪仍坚持此无稽之谈，用心实不可测。谨此奉告。 戊辰初夏方宗耀于黄山 可注意的是，方先生这次的陈述中又无意间把在洪家所见之刻本直接称为“《旧雨晨星集》印本”，并称是“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这到底是真的记住了他当初所见之书的真名，和真的是从书上抄写了报道出来的那段话呢，还是当时他看了印本之后就被洪调了包，代之以所谓“摘抄之件”作书写依据，或所抄文字根本就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内容呢？看来这一点在方先生的记忆中仍十分模糊，显然只能从洪静渊处设法见到那个方氏所抄原件，才能解开这个谜了。此外，方先生对洪氏这些年总把球往他这儿踢，必定心里十分窝火，故有“用心实不可测”之语。 三、走访洪静渊 同样是由白盾教授的女儿海婴姑娘带领，我们在黄山市远郊的一座农舍里见到了洪静渊老先生。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仍然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只是体态臃肿，行动略迟缓，说话时口齿有点不清。他问明了来意之后，倒也并不惊慌，反倒是在听我说起刚在芜湖开完全国红会时，一再问起端木蕻良先生为什么不来他处——说是端木早就答应了要来亲自造访的，怎么不守信用，云云。我亦告之，端木此次因故未能成行（顺便补充一句，此前我其实征询过端木老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同行。端木老对我过去的看法未置可否，但明白表示他已没有兴趣去见洪静渊这个人。看来也是对洪拒不出示任何“原件”深感失望）。 这次，我吸取了记录方宗耀谈话的教训，每提一个问题，都把我的问话和洪的答话一起扼要记录下来。凡遇老先生口齿不清，或因方言词语听不真切处，我都请他亲自把那难懂的字句写在我的记录稿上（即下面所录原文中作黑体的字词）。老先生对此倒也并不推辞。只是在听我提问和回答我的问题时，神情非常专注，几乎做到了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以下是我当时所记和洪静渊对话的要点原文： 访问洪静渊先生记略 问：我找了方宗耀…… 洪：（立即微笑打断）他又推托说没有那书是吗？ 问：不是推托。他说根本不是你从他那里看到《旧雨晨星集》，而是他从你这里看到的，是你请他来书写其中的一段话作条幅。是这样吗？ 洪：……（含糊其词，不知所云） 问：他给你写的这个条幅还在吗？ 洪：条幅哇，我叫他们在墙上贴起的，后来又撕下来了，不知放在哪里去了。 问：那么，在你和端木通信时，你到底有没有《旧雨晨星集》的印本呐？ 洪：这书我是看过的，北京汪世清也看过的。 （汪世清是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洪静渊曾与之通信联系。据我所知，汪仅见过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记》，并非如洪所称见过吴琼所著《旧雨晨星集》。洪在这里是故意打马虎眼。另，此处所记“汪”字，因我一时未听清，亦为洪氏亲书，故用黑体） 问：我是说，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印本？ 洪：我记得是抄本。到底是印本还是抄本我记不得了。 问：你和端木专为此事通信，是抄本印本也记不清了吗？ 洪：记不得了。我再找找看。 问：能找到吗？ 洪：（笑）一下子找不到哩！我借给端木一本日本陆军大将依田雄甫著《汉译世界读史地图》，他也是东丢西丢怎么也找不到哩！端木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我告诉他别找了，友情为重。就是无价之宝，你逼他找，也是不行的。 问：这样说来，《旧雨晨星集》你是找不到了？ 答：是呀。我可以再找找看，找到了，拍照片给端木先生。 问：如能找到，究竟是抄本还是印本，你现在能说说吗？ 洪：等找到后就知道了。 洪：你请转告端木：他原来写信说要开完红学会就来我这儿，我已准备好好招待他，买了十二元一斤的石鸡，五元一斤的鳝鱼，四十五元一条的大牡丹香烟，结果他又不来了，实在对不起朋友。 邓遂夫记录 洪静渊亲笔 1988年6月4日 四、顺理成章的结论 至此，这一段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节外生枝的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公案，看来是可以了结了。 显而易见，过去的争论各方，除了因吴恩裕先生猝然辞世的影响，以及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在对箱子本身的诠释上存在误导，从而使争论未能深入下去之外，后来之所以形成近乎于定论似的否定性认识，其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便是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发现”。这一“发现”，不仅在内地学术界，也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此次经我最后查访的结果却证明：向端木蕻良提供此一信息的惟一“证人”洪静渊，其提供的“材料”本身才果然是假造的。该材料的核心点，正是对曹雪芹箱箧上不甚合律的“芳卿悼亡诗”作了自以为聪明的修改（这一点，我在探访之前所公开发表的《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一文中便明确地指出过）。而那段材料的其他容易蛊惑人心的地方，则是以附会的手法搬出了一个与造假者属同一省籍的清初女才人程琼，以及一个莫须有的书名《旧雨晨星集》。 程琼这个人当然是存在的。查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记》卷七载： 转华夫人，即安定君，歙西丰溪玉勾词客吴比部之内子也。名琼，字飞仙，同郡休宁率溪人。幼见董华亭书一编，遂能捷悟。及长，书画弈算无不精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其神解所彻又自象数，皆尘秕也。 玉勾词客尝恨情多。夫人则谓：“自古以来，自有法之天下，亦有情之天下。唐诗云：不与王侯与词客。知轻富贵重才。才之可爱，甚于富贵，由情之相感，欢在神魂矣。”尝取中晚唐之诗，以情役思，极放意者，录一帙，曰：“诗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每出常理之外，极世间痴绝之事，未妨形之于言。”又谓：“写之手馥，皆有烟香，著其气息，即时便醉。”其论禅则言：“自古名流，乐佛智之雄诞，无非因其巧镕恶见耳。”又曹溪偈：“心悟转法华。”因别号转华，人遂称以转华夫人。自书名句为窗联云：“缘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感慨间生，救以欢喜。及殁，玉勾词客触事叹曰：“庸妻俗妾，妨人志节，然后知孟光之可敬也；庸妻俗妾，妨人修道，然后知鲍姑之可爱也。”……吴名震生，字祚生，字祚荣，更字弥俄，号羽翁，至是自号为“鳏叟”云。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两点：一、玉勾词客吴震生，正是在其妻程琼（即转华夫人）死后，才感慨而易号为“鳏叟”的。并非如赵冈的好心推断——号“鳏叟”乃因其原配早亡，程琼或为继室。二、史氏记程琼之才情事甚详，且是对其去世后的盖棺定论，却并未提及有著《旧雨晨星集》一事。故以此命名之书是否存在，或是否为程琼所著，皆属可疑——且不说即使有此书，又是否有洪氏所言之“许芳卿悼亡诗”记载则更属可疑。另外，据洪静渊出示给我看的一页北京图书馆社科参考组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９日回复他的信中，亦称：查《历代妇女著作考》，转华夫人著有《杂流必读》，并无著《旧雨晨星集》的记载。而且，洪氏去函向北京图书馆咨询此书的动机亦复可疑——他自己既然在友人处见过，甚或自己就拥有该残本及抄件，直接出示该原物供研究不就完了吗，何以舍近求远地去向北图查询呢？我以为这查询的本身，便是在向藏书甚富的国家图书馆打探虚实。颇疑洪氏查询的目的，则为摸清北图有无这一可以被人识破真相的把柄。若知道了并无此书，便可随意伪称是佚书、孤本、抄件云云。 五、多余的话 如今揭穿了洪静渊在与端木蕻良的通信中制造谎言，以及根本拿不出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等事实真相，应该说，对于彻底扫清笼罩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的迷雾，恢复这一珍贵文物的本来面目的工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来对曹雪芹箱箧问题的种种不实之辞给原收藏者张行一家造成的伤害，更由于有关部门对此珍贵文物因偏见而形成的极度冷漠，致使该文物在面世以来的二十六年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妥善保护和深入研究。据说，近年来收藏者张行先生在提出极低廉的转让条件亦得不到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下，已将此件出让给海外的收藏者。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真乃我国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的一大损失。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本人亦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痛心。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1981年冬天，当我首次应邀参加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红学研讨会后，曾转赴北京，在当时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邓庆佑先生带领下，前往鼓楼大街探访过张行先生，并希望能亲自验看该箱箧。张行虽然对学术界一些人的怀疑之辞充满了怨气，但听说我是倾向于相信这一文物的真实性的，便爽快地答应在数日之内安排时间，用脚踏三轮车到京郊乡下去将其暂存于亲戚家的箱箧拉到他家让我验看。后来因我日程安排有变而放弃了这次验看的机会。此后便再无机会和张行联系了。现在最让我懊悔的是，在我后来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时，怎么就没有想到——既然有关部门无意收藏这一珍贵文物，何不学吴恩裕先生的榜样，去设法自己购买下来作研究，日后再捐献给国家呢？ 其二，我更深悔没有在1988年6月亲访洪静渊等人并已查明真相时，立即撰文公布此事。可能有的读者早就感到奇怪了：一个虽然非专业、非主流、非正统，却毕竟是中国红学会理事、且长期执着于红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对一件自己本已查明的重大学术公案，竟然在相隔十五年之后才来向世人解密呢？对此我不能不略作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一样，对于我来说都有着相同的主客观原因。概而言之，即本人年纪不大却经历坎坷，虽然至今在个人档案上还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但因某些积重难返的腐败和愚昧所人为制造的厄运，却时时困扰着我。就在我1986年夏天去安徽考察此一公案的前数月，我便刚刚因为替一位无辜蒙冤的朋友打抱不平而被人以家藏“黄色小说”（《金瓶梅》）和“裸体照片”（《世界名画选》）为借口，非法“收审”关押108天，错过了本单位首次评定职称的机会（请原谅，我在这里并没有使用通常的“因故被拘”之类的模糊语言。那样只能再次对我造成伤害。因为当时的历史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某些执法的领导者尚不知《金瓶梅》是个什么东东，尚不知油画中的维纳斯和亚当、夏娃之类是不是“黄色照片”，尚可据此以泄私愤而随意“收审”一个作家兼学者，这样的腐败加愚昧，在当时就已经是公开的笑话了；在已经废除“收审”制度、强调尊重人权的今天，更是无需隐讳的话题）。所以自安徽返家后，我便愤然离职奔赴海南，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下海”谋生历程。而在1999年末“弃舟登岸”重返文坛后，又忙于首先了却二十年来的夙愿——校订出版一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所以直到今天，才在应读者的要求而整理出版自己的《草根红学杂俎》一书时，下决心翻检出幸存下来的上述采访资料及照片，草成此文，谓之“解密”。其实认真说来，即使我当初不去探访，现在不写此文，事情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有关部门只要稍加核实，就可以真相大白的，又何“密”之有？所以最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一个上头重视与否的问题。 以上，都是一些题外的多余的话。为了解除读者的疑惑，故作如是说明。 此外还须补充一点：本文所公布的材料，皆属当时留存下来未经整理的原件原物（包括照片，亦是当时海婴姑娘拍摄洗印后大多迷失而幸存下来的两张）；本文所陈述的事实，亦绝无半点虚言。对此，一直随同我采访的海婴姑娘可以作证。只不知当年接受我采访的洪、方二位先生还健在否。但愿他们健康长寿，仍可成为此事最“权威”的证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