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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的问题，似乎尚未得到治学者的充分意识。在我看来，所谓“资源”，就是在知识积累与创造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己的“厚积薄发”多多准备“粮草弹药”，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飞机大炮”。不但治学者需要“资源意识”，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培养足够的“资源意识”，便
如“行军打仗”，只有拥有了足够的“粮草”与“武器”，才能够从容应战，求“无往而不利”。
在这个方面，西方治中国学的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有论者谓，西方的汉学家不过是拿其“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材料”罢了，中国学者对他们的意义只限于“提供材料”而已。汉学家们如何治学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是非常重视其主流学界的理论的，他们也是非常重视中国学界的材料情况的，他们的视阈是宽阔的。相比之下，我们的视阈未免显得狭窄了，不是说我们的学者就不用功，具体到每个个体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就整体而言，我们分工合作、集体输入、形成公益性的学术共同体的意识还是太薄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近年来学界的一些译介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不管是“现代性译丛”（商务），还是“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商务）或“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三联），甚至“话语行动译丛”（吉林人民），这些大型译丛的推出，对于未来中国之思想文化建设进程，其意义莫大焉！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知识者进行知识创新工程所可以凭借的“丰富资源”。 并非小瞧当代学者的外语能力，但外文原版书所能产生影响的范围、通道与可能毕竟要相对狭窄得多。“译介”之功用，从来就是巨大的，不仅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曾经获惠甚厚，其实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都是如此。我们会注意到，从移植国外经验成功的国家来看，著名的译介者往往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翻译总是与时代思想的进步同声共气。可惜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在这个方面，法兰西与德意志这两大民族的思路比较倒颇是意味深长，值得再三推敲。 法国人：德国人是全世界的翻译者。我们或者根本不翻译，或者按照我们的口味来翻译。 德国人：这就是说，你们意译，你们改撰。 法国人：我们把一个外国作家看作社会上的一个外国人，他如果想讨人欢喜，就得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穿戴和表现。 德国人：让自己只满足于本地风光，是多么偏狭啊！ 法国人：是癖性和修养在起作用。希腊人不是也把一切都希腊化了吗？ 德国人：在你们，是片面的癖性和传统的修养在起作用，可对于我们，可塑性就是特有的诗。（转引自弗朗茨·梅林《美学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世界文论》第5辑《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第12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这里表现出德、法两大民族日后盛衰消长的一个征兆，德国人是以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来“海纳百川”，而且注意资源转入的“百花齐放”；而法国人则不仅是“以我为主”，而且多少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远未将外来资源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就德国古典时期那代人来说，几乎个个都是翻译的好手，如赫尔德、歌德、席勒、洪堡、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荷尔德林、蒂克、维兰德……他们不但身体力行，大量翻译了古希腊、罗马的作品和近代以来英、法、西等国作品，而且对此极为重视，在理论上亦多有阐发，如歌德就认为：翻译不是完美的，但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译者是“人民的先知”（ein Prophet in seinen Volken）；他甚至认为翻译者是“铸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交流两国思想的语言”，其潜台词是翻译对译入国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相当的影响。（［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73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当然，德国社会里并非就没有对翻译或外语的排斥之声，1813年佐易纳（A．Zeune）就曾说过：“德语比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更加丰富，所以德国儿童只需要学习德语就足够了，他们根本不必去学习任何外语……”（Bahner，Werner＆Neumann，Werner（hrsg．）：Sprachwissenschaftliche Germanistik－Ihre Herausbildung und Begründung（日耳曼语言学——其形成与构建），Berlin：AkademieVerlag，1985．S．86）但显然，这种由于政治背景而产生的表现在语言文化上的民族自豪感（1813年法军被普奥等国联军战败、拿破仑宣布退位），并没有压倒德国知识分子清醒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忧患意识，赫尔德在充分强调母语写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同时指出的是“求学意识”：德语还应当学习希腊语的纯朴庄重、拉丁语的温和适中、法语的生动活跃、英语的简练丰足、意大利语的诗情画意。洪堡则更是严厉批评对本族语言过分自豪的态度，称其为“难以理喻的民族狂热”，认为理性的出路在于：既精心维护和培育本族语，又容许外语存在，因为通过使用不同语言，思维可得到锻炼、普遍的语言能力亦可提高。（参见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第3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总体看来，德国古典时期的那代人真的是具有极为开阔和博大的胸怀，可以“心胸浩瀚”的态度“从容拿来”。须知，做到“拿来主义”已是不易，能够理性辨别、从容淡定、为我所用，则更是“难能可贵”。那代人在艰难困苦中筚路蓝缕而表现出的这种自强不息的“建设姿态”，就自然能让后人理解此期成为“德国精神”（Deutcher Geist）奠基时代的理由（如果我们再充分考虑到德意志民族的分裂状态、经济落后、政治屈辱的实际状况，则更会生“理解之同情”于胸）。虽然，施莱格尔曾担心德国翻译的不加择取状态，说：“德国人，当心把这种美丽的癖性搞得过火。漫无边际的可塑性就会是意志薄弱。”（转引自弗朗茨·梅林《美学初探》，载《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第122页）但总体来看，德国古典时期那代人理性冷静地引入外来资源的意识与沉着踏实的工作，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刘东教授先后主编的两套大型丛书，值得特别提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对海外汉学研究之精品力作之引介，功不可没，新时期以来举凡国内学界之视野拓展，未读过其中著作者恐怕不多；“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同样后来居上，显示出不凡的实力与品质，对现代西方学术精品的译介，功劳大焉。相比之下，这一类大型译介工程，国内成功的并不太多。这一方面固然需要出版社的魄力与眼光，另一方面也需要学者的不懈努力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她人做嫁衣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学者个体来说，可能是“做嫁衣裳”；就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而言，可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了，因为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必然是由各个个体的努力而汇聚达致的，而个体之间的选择和发展自然会“独立门户”，各家有自己的趣味与立场。民族文化的发达，有赖于个体的创新与建设；而个体的发展，又必将得益于外来资源的译介工作。这本就是一个系统阐发、多重共生的过程，而此中的译介之功又为立基之石，不可稍有疏忽。当然，如此说法，并非是要将学术发展统筹为一个“机械化生产”的工程；而是希望能善意提醒，个体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应有一宏观关照，这样的学问才可能避免“闭门造车”、“井底之蛙”、“凌虚蹈空”之类的种种陷阱，接近前贤“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治学境界。只有在发扬个性，同时又兼顾宏观的基础上，“外来资源”的引入才可能与本民族文化的创造“和谐共生”、“形成合力”。 而当所有这一切“外来资源”都成为“渠中之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地做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文化生产的领域之中，这不太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搜寻，也需要对其规律的探索。但其中的要点，仍在于“资源意识”的有无。此点极为重要，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没有足够的“弹药装备”，如何能“行军打仗”，又如何能做到“斩将夺旗”？也只有在“资源意识”充分完善之后，才可能不再“以旧眼观旧书”，而努力去以“新眼观旧书”，能如此，则一渠之水，都必将“焕然而新”，大有“死水”变“活水”的惊慨。这一转变的过程，关系到学问的规模与气象，其实不可轻忽。在当代世界数码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要想接触“新鲜血液”，似乎是“唾手可得”之举。然追诸事实，似乎又不然。这一点，学问家当然“了然于胸”，而学生则不然，常在学术研讨会或讲座上听到学生急切的话语，您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意义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具体的意义，往往是不存在的。“微言大义”，本就是在“君子不言”与“纸背深藏”之中的。而当你充满了“资源意识”，扩展开“视阈空间”，让思想“张开想飞的翅膀”，也许，不但“活水”会“唾手可得”，就是苦苦困扰不得解的“意义”问题，也有可能“迎刃而解”。学问学问，本就是在学中问，问中学，如果再加持之以恒且善用智慧，则必可渐近大道。什么时候，我们能问题如泉涌而缓溢，学识如水涨而不满，那么，学问之道，也就摸着了八九不离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