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2003年，你出版了新书《玉米》，获得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的年度作品奖，还有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九届庄重文学奖 ，同时入选十个全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称号，根据你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去年毕飞宇非常火，在不停地忙。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吗？去年能否算是你步入文坛最成功的一年？ 毕飞宇：我的感觉跟你刚好相反，我自己感觉其实去年过得非常安静，一直在家里专心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去年下半年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做其他的事，总的来说是在闭门写作。外界对我的评价和许多文学奖项，我都不太知道，不过有些颁奖活动我参加了。 记者：这些来自读者、专家和奖项的肯定和认可，对你的创作状态有什么影响？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毕飞宇：其实这些对我的创作状态影响不是很大，我对去年上半年自己的写作状态特别满意，那是很平静的写作状态，因为我始终是个比较好静的人。我处理生活的能力比较差，只能同时进行一件事，头绪一多，事情就做不好。在写作上，我一次只能安心创作一部作品，所以我长期以来总是在写小说，很少在报刊上发表小说以外的文章，我不习惯停下手头的创作，转过头去写另外的东西，然后再接着写原来的作品，我不是这样的写作思路。或许有的作家可以同时写几部作品，我并不羡慕。我习惯完成一部作品以后，调整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步的创作。我的写作，开头总是很难，哪怕是写一篇千字文。 要说影响当然会有，积极的消极的都有。主要还是消极的影响多，这些肯定会使我碰到更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事情本来不属于我的生活轨道，而当生活轨道上多了这些事情，就会对我产生影响，我就要去把它处理好。人的内心都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方说贪婪、虚荣，这种东西我也有。以前我内心里这些负面东西的强度并不大，而现在既然要面对这些东西，就总是得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不断地自我提示。一个人要把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做好，这种自我提醒是必须的。所以我要尽量让自己活得简单一些。 记者：目前刚刚面世的四卷本《毕飞宇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应该说各方面的反响还不错，出文集是出版社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毕飞宇：出版《毕飞宇文集》当然是出版社的想法。同从前相比，我们的生活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以来，变化更是巨大。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从事写作的人是如何感受生活的？他的创作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面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追求？这种表现和追求在他的内心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落实到作品当中，进程是怎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形成文字，在作品中有一个清晰的交代。 记者：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才使《毕飞宇文集》在内容上按照作品写作的时间顺序来编排？因为我们常见的文集大多是依据文学体裁来分册。 毕飞宇：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我想我编选文集的态度是比较老实的。特别是文集的第一卷，内容的选取对我来讲非常困难，我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删去了很多。但是比如我的处女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不能让人满意，但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到我的创作轨迹，我还是把它收了进去。这四卷本文集的篇目选择完全是我自己确定的，应该说能够代表我的创作过程，涵盖我每个时期的创作特点。 记者：你从开始写作到步入文坛以至成名，并非一帆风顺，比如90年代初期你也曾有过多次被退稿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我最初从事写作所遇到的挫折今天看来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一个写作者因为一部作品一夜成名，突然就火起来了，或许对于写作来说不是好事。当然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想过，在心底也不指望。1994年我跟张艺谋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自己炒红，但是我拒绝了所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如果靠这个机会让自己走红，我靠写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机会就没有了，这种循序渐进的创作体验也没有了，如果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从我的内心来讲，我非常希望的写作状态就是：如果你热爱写作，那就慢慢地写，写出来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你，那是意外的收获，如果大家不喜欢，我觉得我也能够接受。我写了十多年，大家才承认我，这使我的心里很踏实。不会觉得哪个过程有空白。 记者：写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毕飞宇：我并未觉得写作有多么重要，好像离了它我就活不了了，没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世界是两面的，一面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的世界，还有一面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虚拟的世界。为什么许多从事写作的人很快乐？就是因为他有机会进入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他的心中相互补充，两个世界相互印证，两个世界相互说明，两个世界都能成为彼此的借口。对于写作者来说，可以张开双眼向外部现实世界寻找答案，也可以闭上眼睛向内心寻找答案。这种状态同舞台艺术很相似，使我可以有机会体验不同的人生。我的作品中描写的东西，其实是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哪怕是像《玉米》这样的作品，书中的人物读起来感觉已经比较现实了，其实依然是虚构的。 记者：《玉米》是你近期影响最大的作品，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甚至在去年非典期间也取得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你自己是如何评价《玉米》的？ 毕飞宇：我很喜欢《玉米》这部作品。其实我真正意识到《玉米》的价值是在今年春节，这与《玉米》发表的时间相隔整整两年。春节过后我上班收到了一份刊物，刊物上把《玉米》重新刊登了，当时是大年初八，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把它从头读到尾，这时看《玉米》就是很客观的了，因为隔了两年。好多书里面的情节我都已经淡忘了，当时写作的心情也想不起来了。感觉完全是读者与《玉米》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感觉。对于《玉米》，我自然不会去赞美它，但我想它还是有许多可取的地方。 记者：从当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去年的《青衣》，你的小说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具有相当的影响，这种改编你是否认可？ 毕飞宇：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我来讲不存在一个认可或不认可的问题，目前大家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有这样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改编可以扩大文学作品本身的覆盖面，另外一种看法觉得影视作品会违背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初衷。我认为影视作品始终是影视作品，没有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改变我小说当中的一个字，它永远在我的书里面，谁都无法改变。如果把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清晰地分开，就不存在文学作品被改变的危险性。比如《红楼梦》，被拍过很多次，但我们一提到《红楼梦》依然是曹雪芹的这部书，所有的红学家谈论《红楼梦》也依然是这部小说，而不可能谈论影视作品。从事写作的人，自己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刻意地同影视作品捆在一起。 记者：在中国作家当中，你的作品同影视联姻的并不算多，是你本人对影视改编的严谨态度使然，还是因为你的作品太重视文学性而不太容易改编成影视作品？有些作家在动笔之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 毕飞宇：在小说这个文学门类当中，我是特别强调小说叙事的。我在小说叙事上花的精力比较大。小说里面的叙事部分其实对于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没有用处的，描写的部分才更有用处。如果说要让我的作品来迎合影视改编，对我来讲只有一种可能：放弃叙事。而放弃叙事就等于放弃小说。这也是我不太愿意写影视剧的根本原因。 记者：那你在动笔之前会考虑读者的感受吗？ 毕飞宇：会的。要知道，所有的写作者首先是一个读者，不管他写得好不好。如果说作品写得还不错，那么可以说这个作者首先是一个好读者，目光挑剔。就我个人来讲，写作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自我阅读的过程。如果自己阅读都觉得不流畅不痛快，读者又怎么会接受你的作品呢？所以我就必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去尽量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自我阅读，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审美的过程，如果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完成的作品和我的审美存在着很大的偏差，那我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作品交给读者呢？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又怎么能指望读者喜欢呢？所以我从一开始从事写作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在写作之前要先把昨天写的内容看一遍。 记者：你怎么看待文学奖项？ 毕飞宇：面对文学奖项，我不愿把自己弄得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个有功利心的人，得奖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我只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如果我得到的每一个奖项都是干净的，那我就觉得自己很体面。 记者：目前在忙什么？ 毕飞宇：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年多了。至于何时能够面世，我想文学是没法量化的，同我心底预期的时间相比，也许提前也许拖后。从前的作家写小说，可以写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现在太浮躁了。尽管我也难免浮躁，但我会不时提醒自己，不要浮躁得太彻底。这部作品同以往我的作品相比反差并不大，依旧是我的风格。 记者：前面你谈到了自己是个不善于料理生活的人，同时又比较好静。而文学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源泉是来自生活的，你是否觉得接触生活的时间和机会比较少，对你的写作资源是个影响？ 毕飞宇：你谈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具体如何解决我还没想好。其实即使你现在不提这个问题，艺术本身、写作本身也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回避的。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将会迎来我文学创作的增长点，如果处理不好，我的文学创作就会萎缩。 记者：写作带给你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毕飞宇：写作最快乐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当我完成一部作品，而下一部作品还未动笔的时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的状态会很糟糕，甚至特别不自信，这时，灵感又来了，那种快乐是不写东西的人无法体会的。另一个乐趣是，在写作的时候，有时作品会把你说服，非常坚定地找到了它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时我就会安静地点一根烟，跟作品进行一番内心的商讨，最后决定跟它走，这也是一种快乐。这个过程是眼睛看不见的，这种快乐会让我非常得意，这种得意很难用语言描绘或是讲给别人听。能从写作当中体会到这么大的快乐，写作本身当然是很幸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