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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杂志最近公布了“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这个坚持了８年的文学排行榜不包括长篇小说，分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五类，每类五篇。上榜的中篇小说有严歌苓的《拖鞋大队》、方方的《树树皆秋色》等，短篇小说有阿成的《秀女》、池莉的《金盏花与 兰花指》等。此篇文章对名列榜单的《拖鞋大队》提出了尖锐批评。 我发现在中国做文学批评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你肯花时间、肯下工夫去读最新出版的文学刊物，你就可以当文学批评家。因为你看过了，你最有发言权；而一般人（包括那些已经对当下写作彻底失望的专业研究者）出于不浪费时间的考虑，根本不会去理睬它们。花100天的时间去读这些很可能是垃圾的东西，最终浪费的时间可能是99天。所以我一点都不佩服经常就当下文学写作发言的李敬泽、孟繁华、洪治纲、雷达这些人（一定要说佩服的话，就是他们对这种工作的乐此不疲或忍耐力）。 现在文字作品太泛滥了，需要筛选，这也是近年“排行榜”、“最佳”之类的东西流行的原因。我原本想相信这些文学批评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判断力，但当我依照《北京文学》杂志社发布的排行榜去“按图索骥”的时候，第一篇就让我失望了。 排在排行榜首位的中篇小说是严歌苓的《拖鞋大队》。这个小说讲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一群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的女儿组成一个名为“拖鞋大队”的流浪团伙，她们得到了一个名叫“耿荻”的女孩的无私帮助，但她们怀疑耿荻是男的；终于有一天，她们凶残地砸倒耿荻，扒下她的衣服检验———结果当然证明她们是错的。有人阐释说，这个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出了“文革”时期普遍的不信任的时代环境。这种由小说派生出来的说法可以“任你游”，但如果我们回到小说本身，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是一篇劣作。 最大的毛病是：概念化。具体表现为，编造的痕迹太重，人物太脸谱化，人物性格没有变化，人物对话都可以从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直接推导出来（这也是严歌苓所有小说的弊病）。这个小说的情节、人物设置、对话都是生硬的，它们不对应于广阔的生活，它们只服务于作者容量有限的大脑。这是我们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文学中最常见的文风。我常常怀疑严歌苓就是受那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走出来。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悲哀了。 让我们随手举出一个例子吧。“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这个句子靠近小说结尾，这时这帮女孩已经把耿荻砸倒，血流满地。这个句子有两点不当。首先，它是针对“女孩们”这个整体来描写的，显示的是所有的女孩子都狞笑着围上来。但实际上这是不诚实和想当然的，真正的牛作家绝对不会这样描写，他会充分考虑到当时场景的复杂性，当地上浸透了耿荻的鲜血的时候，这帮十几岁的小姑娘不可能都狞笑着围上来，她们必然是表情各异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反应。这样笼统地瞎写是对读者智力的侮辱。 其次，“狞笑”这个词。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通常被用来描绘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鬼子。我无法想象一群女孩子狞笑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已经过于程式化地使用，“狞笑”这个词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它的表现力。如果不用新的语境对它重新激活，有它还不如没它。但严歌苓相当草率地使用了，这是个败笔。 严歌苓小说中到处都充满这样的败笔和不诚实，这决定了她的小说的档次。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力推她的文集，但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读者终究不是傻子。《拖鞋大队》中哪里有李敬泽所说的“灿烂的小说景观”、陈思和所说的“气韵浑然”呢？这些专业批评家的判断力到底是怎么了？他们难道已经只剩下理性的破衣烂衫和只会唱赞歌的不烂之舌了吗？ 顺便提提《拖鞋大队》的最初发表地《上海文学》的新举措。自陈思和上任主编以后，《上海文学》的一个变化就是用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杂志品牌或栏目品牌来做自己的栏目名称。我猜想这一充满学院迂腐气的改革是出自陈思和的主意。这个变化其实是很可笑的。且不说发表在这些栏目下的作品是否会玷污这些品牌，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永远只能站在前人的屋檐下当侏儒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