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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牢狱的日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书摘》 张力 参加讨论

    2005年5月,我作为五名大陆航海者之一,带着从海上看中国、企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以及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愿望,从厦门港和平码头起锚,驾驶一条仅8米长的运动帆船扬帆出海了。经过48小时的连续航行,我们历史性地穿越台湾海峡,正当在深夜的茫茫大海上与风浪搏击时,台湾海巡队的大船突然而至,截 扣了我们,并强行连人带船拖至台南的码头,被关押在“大陆地区人民宜兰处理中心”。
    之后,我们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讯、248天噩梦般的囚禁,完全丧失了自由,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权,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尊严。
    
    一丝不挂站在明晃晃的墙边
    
    我们被带进一座老旧的楼房,走廊里有两只无精打采的瘦狗在溜达。上到二楼,见两边房门上有“提讯室”之类的牌子,进了一间大屋,长条桌后面已经坐着一排人在“迎候”了。有人让我们靠墙站直,然后带我们来的人就与他们交接,声音压得挺低,神情暧昧。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连声说:“你们别不管我们,你们清楚我们的情况,请帮我们说说话!”可是那几个人阴险而得意地笑笑,说:“好好呆着吧,你们会习惯的!”之后扬长而去。
    这时候,我还是没有在此久留的思想准备,仍然抱着暂时耽搁几天就会澄清的幻想,甚至以为会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之类的地方。而粗暴的喝令让我们猛然一惊:“喂!他妈的,看什么?!都给我手抱头站好!”我申辩我们并不是犯人,一个小白脸儿紧逼到我跟前,上下打量着冷笑道:“放心,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紧接着,有人挥着警棍恶狠狠地吼叫:“把衣服都脱掉!全脱!一件不剩”我感到血直往上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吼声继续在头顶上炸开:“快!快脱!”当着一屋子人,当着一张张令人憎恶的嘴脸,我们五个一丝不挂地站在墙边明晃晃的灯光下。这就是同胞,让我们几个从海上环绕台湾、去钓鱼岛表达民族意愿的人蒙受屈辱。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我们的个人物品被全部没收,海水和汗水浸过的衣服都塞进袋子里。每人领到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一截无柄的牙刷(以免被磨成利器)、一条黄毛巾、一块肥皂、一卷手纸、一小盒牙粉、这就是此后在这里的全部财产。我们穿上白背心和三角短裤,上面都用墨笔大大地写着各自的名字,连脚下的薄底塑料泡沫拖鞋也不例外。我的编号是6636,也就是说,在我之前已至少有6000多名大陆人在这里拘押过(后来得到证实,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之后,我们就这副模样,抱着小纸盒,排成一列,被押出房间。经过楼梯和过道,进了后院的一扇厚重的大铁门,值班警员用鄙夷的眼光打量我们一番并进行交接,身后的大门便哐地关上了,自此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周日突击查房如“鬼子进村”
    用屁股对他,受辱的不也有他?

    
    在这里并没有星期几的概念,只是因为如同“鬼子进村”般的突击查房常常发生在周日,所以大陆客心目中都有了一个“黑色星期日”。
    我刚进来不久的那次,因为不熟悉规矩,所以显得最猝不及防。当时,外面突然有人异常严厉地喊:“全体床上坐好”不出一分钟,楼道里已经站满了一二十名提着警棍的狱警,由两名小队长亲自带领,如特种突击队一般迅速把住每间牢房门口。他们从前到后依次哗啦哗啦地打开门,将里面的大陆客悉数驱赶出来,命令靠墙站好,把所有的衣兜翻出来,又让把里外的衣服都脱掉,抬起双臂,原地转圈蹦跳;再将两只拖鞋举在手里,鞋底鞋面都要查看。最不可思议的是,强令每人个都撅起屁股,双手扒开,检查肛门!(绝对与体检无关。)
    有一排大陆客就在我的门外接受检查,所以这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义愤填膺。我想,搜身一定是很能体现恃强凌弱的一种方法,这些大陆客的人格真是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几名狱警冲进大陆客的房间,搜查了一个底朝天。
    正当我为大陆客的遭遇愤愤不平的时候,有人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房门,吼道:“快出来!”我快步走出去,同时几名狱警窜进我的囚房,直接跳到床板上,用警棍到处敲敲打打,把床上那一点可怜的东西都挑起来甩到一边。
    我看到我们五名航海者都被叫出来了,对我们的检查一点也没有简化。十几名狱警都站在我们的对面不到一米处,逼着我们迅速脱得赤条条的。我们别无选择,当我按照喝令举起塑料泡沫拖鞋时,一名小狱警照我手上敲了一棍子,骂道:“翻过来,笨蛋!”
    然后是原地蹦跳,接着就是要转身撅腚,我迟疑了,我因为愤恨而血直往上顶的脑际闪过拒绝的念头,狱警马上穷凶极恶地喝叫:“快!”我心里暗骂:“畜生!”那声音还在吼叫:“用手扒开!”
    我心说:“让你们吃屎吧!”用屁股对着他,受侮辱的不也同样有他吗?
    狱警居然真的猫腰细看,我不知道他们担心里面能藏什么。末了,他用一只手女人般地捂住鼻子说:“行啦,行啦。”我难以考证此举是否也属于台湾狱警的独创,但恐怕可以算是当今世上最苛刻的一种“安检”了。
    他们又命令我把尿桶抬到厕所里,在狱警的监视下将尿桶倒空,无非也是要看看尿桶里藏了什么。
    我又回到房里的时候,看到的是被打劫后的一幕:床板上有多个大脏脚印,早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掀翻成一堆,两件内衣凌乱地扔在床边,一卷手纸滚落在地,连一小盒牙粉也打翻了。我看着这一幕发愣,无心去收拾;但铁门上又出现一张令人憎恶的脸,阴沉沉地问:“为什么还不快收拾?!”
    此后每个星期都雷打不动地要经受这一番刺激。只有一次,真的在一间房中搜出一枚锈钉子,全屋17名大陆客没有一个人说出这枚钉子的来历;而它的用途,狱警已经下了定论: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暗算“长官”!此事非同小可,全屋的人都在楼道里靠墙站着挨揍,一时间鬼哭狼嚎。但马上招致更密集的棍棒和拳脚,因为照例不允许挨打者出声。
    最后,有一名倒霉鬼被认定嫌疑最大,单把他吊铐在铁栅栏上,被狱警拳打脚踢。半夜,听见刚换班的狱警又在打他,我悄悄下地趴在门缝看到,三个狱警围着那个手脚被铐的人殴打。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暴打的声音在静静的狱区里回荡,令人心悸,而被打者一声不吭,这一定让打人者很没面子,所以他们下手更加凶狠。我想,很多大陆客都会像我一样,彻夜难眠。
    在新竹处理中心关过的人说,那里的情况更甚,每星期都会不定时地突击检查,搞得人心惊胆战。
    
    因为请求一次大号而遭毒打
    已经两个多月没再发手纸了

    
    宜兰处理中心的管理者和狱警有理由为他们的“严格”管理而骄傲。在这里的丙区,大陆客们连上“大号”的权利都丧失了,每天只准在上午静坐之后那段时间按顺序大号,每一拨的时间不足3分钟。你必须像机器人一样,在好不容易轮到你时,迅速完成此项排泄任务,早一分钟不行,晚一分钟也不成。
    有一天上午,静坐之后按常规应当依次放各囚室的人出来大号,丙区200多人,共5个厕坑,按每人3分钟计,不算在楼道里往返的时间,全部放完也要两个多小时。而值班的那个绰号叫“荷兰猪”的狱警不知又犯了什么病,一直翘腿坐在那里看大美人的画报,公差过来毕恭毕敬地请求了几次可否放大号,他都不予理睬。
    直到离午饭还有半个小时,好几个拉肚子的大陆客都带着哭腔一再请求大号,他才站起来,伸个懒腰,发话说:“公差,放他们大号,就二十分钟!”结果,可想而知,大陆客们刚跑去蹲下,外面就高叫:“出来!”之后他提着棍子把未及大号的大陆客赶出来。许多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轮上。我在房里恨恨地想,有朝一日真应当让“荷兰猪”之辈掐着秒表看一次自己上大号的时间。
    刚放了10分钟,他就命令终止。这么多人便在这么一个难熬的日子里丧失了大号的权利,而几个狱警却在那里轻松地聊着吃喝玩乐的话题。这是还有点人性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吗?那些天,我不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又在流行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处理中心的狱区里正在流行感冒和拉肚子。每当大陆客在铁门里“报告长官,请求大号”时,“长官”通常置之不理;央求得他烦了,就会恼怒地将急于上大号的大陆客叫出来,非但不恩准去厕所,反而令其面壁或“俯立挺身”(俯卧撑),稍不顺眼还会棍棒、拳脚相加。试想,当人便急时,还要受此折磨,会是什么滋味?
    一听到大陆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我那颗抽紧的心就不禁会想:那些一向自傲于台湾“民主自由”、“司法公正”的人士,是否能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还有人会因为请求一次大号的机会而遭受毒打。
    除了大号,我们还尝到另一种尴尬,就是手纸紧缺。两个多月了,只发过一卷手纸。我当兵的经历让我总爱有备无患,加上手纸就是枕头,所以省之又省,每次只用薄薄的一小片,我还支援了老魏一小叠。而他们四位至少半个月没有手纸了,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在牢中,每当我便急而又去不成,或便秘而3分钟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向往的已经远远不是故乡北京,而是这个处理中心的甲区或乙区。因为我怀着十分羡慕的心情听说,那里是50个人一间大囚房,囚房里就有便坑!
    
    但凡酒色之徒,肾虚可是头等大事
    他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

    
    牢中之人都不免挖空心思力图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李涛就成功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那天,值班的狱警用手托着后腰,显得很疲惫,于是叫来个公差给他揉背,揉了一阵子,他骂道:“他妈的,你的手真硬,长官一点都不舒服!”
    已经在门上看了许久的李涛适时地说:“长官,像您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按摩,最好是用中医疗法。”狱警白了他一眼说:“废话!谁会中医?”
    李涛慢声慢气地说:“不瞒您说,长官,我倒会一点儿。”狱警又打量他一眼,怀疑地问:“你?你怎么会中医?”
    李涛还是慢声慢气地答:“祖传的。这么说吧,您可能没去过北京,远了不说,我爷爷在西皇城根儿开过诊所,那一带当时无人不知。”狱警被他侃得似乎有点儿晕,将信将疑地问:“那你看,我有什么毛病?”
    李涛坏笑道:“长官,男人最爱犯什么毛病?容我冒昧地说行吗?您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两人都会心地笑起来,连公差也跟着在一旁捡乐。李涛接着问:“爽没爽?”狱警得意地笑着说:“你小子还他妈真有眼力!一定是经常享受,对不对?对不对?”
    哈哈笑了一气,李涛这才言归正题:“所以说十男九肾,您需要养养肾了。”狱警来了情绪,转身对着李涛咂了下嘴压低声音说:“长官我是感到腰有点痛,你有什么好办法?”
    李涛作沉吟状:“办法是有,不过……我看不必马上吃药,一般的按摩也不成……对了,可以试试中医按摩。”他又想了想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试试祖传的‘烟熏疗法’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疗效,您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狱警欣然同意,叫公差把门打开,另外吩咐一名公差坐在丙区的楼梯口,一旦有“大长官”上来,马上喊:“大长官好!”等于给这边报个信儿。然后他就居然钻进李涛的近视牢房。
    足足过去了约摸一个钟头,狱警和李涛前后脚出来,两人都已大汗淋漓。狱警手里抓着警服,灰衬衣皱巴巴的,还在往裤腰带里掖。李涛则猛吸着香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狱警看来很满意,破例让他出来透透气,还可以去厕所洗把脸。
    从此,李涛那间牢房成了个“临时诊所”。这间特殊按摩诊所的业务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一天,李涛趁按摩的间隙来到我门外,两耳上照例夹着香烟。我说:“幸亏你懂中医,这下烟瘾可过足了。”他露出坏笑。我又问:“你父亲不是贫苦出身的老革命吗?怎么还有祖传中医?”他还是得意地坏笑。我接着问:“这种熏肚脐儿,我怎么从没听说过,真管用吗?”他几乎趴在我耳朵上说:“熏死他们丫的!”我似乎懂了,中医的要领之一不就是以毒攻毒,这个“粗人”李涛还真有他妈邪的。
    
    “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
    这是所有在押大陆人的奇耻大辱

    
    屈辱还在继续着,不久以后我又亲眼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那天上午,静坐结束后,我在牢房里跑步,忽觉外面有些异常,趴在门上一看,见阿岩伏着身子闪过,我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久,公差小峰凑到我门上说:“力哥,告诉你件事!”
    我问发生了什么?他说:“那个王八蛋让咱们弟兄爬了!”我急问怎么回事?他叙述说,阿岩去厕所大号,正要从便坑上起身的时候,那个叫王近豪的尖嘴猴腮的狱警提着警棍进去了,不知为什么,竟然命令阿岩爬出来!阿岩当时愣了,正处于病弱和完全无助中的他最终不敢不从,四肢着地从厕坑爬出来。以为这样就完了,不料,狱警又命令他一直爬回牢房,并用警棍驱赶。从厕所到牢房要经过整个丙区的楼道,十几间房的大陆客都趴在门上默默地看着。阿岩就这样被逼迫足足爬了二三十米,直到自己的牢房。
    我听得呆了,好一会儿才骂出来:“这孙子!真傻*!谁让咱中国人爬过?日本鬼子。而现在,我们的台湾同胞竟然让我们的患难兄弟像狗一样爬!这是我们所有在押大陆人员的屈辱。小峰问:“怎么办?”我咬着牙说:“恐怕只有绝食抗议了。”放风的时候,我设法从阿岩口中证实了事情的经过,我们商量采取什么方式抗议,但他绝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我能理解他。
    后来,“副座”巡视的时候,阿岩向他反映了。“副座”向公差核实后,把狱警王近豪叫到阿岩的牢门口,让他在铁门外向阿岩道歉,并说这种方式是“极大的破例”。王近豪不情愿地小声嘟囔了一句。“副座”挥了下手说:“好,这样处理行了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让大陆客们忘掉这次不愉快,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
    “副座”走后,王近豪在走廊里高声骂道:“他妈的!让我给他道歉?!我觉得我没错!”又对着各牢房教训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老子该怎么管教还怎么管教!”
    狱警王近豪的丑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其实,这个家伙平时龌龌龊龊,说话结巴,在别的狱警面前相当自卑,他只能在被囚的大陆客面前找回“威风”。也许这下有人会夸赞他的“豪勇”了,但与那个人见人恨的“荷兰猪”林永杰一样,他们将永远钉在宜兰“处理中心”的耻辱柱上。
    
    (摘自《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248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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