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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New Type of Study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view 【作者简介】张可礼，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研究综述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一个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70年代末以来，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从2008年开始的三个阶段。研究综述有论文、专著和丛书等多种类型。其内容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和推进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的研究综述，应重视拓展范围、深化理论。 【关 键 词】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自70年代末到现在，研究综述相继大量涌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 这里所说的研究综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为依托，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归纳、综合论述，以便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该问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水平、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明确的了解，进而从中获得有关信息，受到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一般的研究综述是述评结合，有回顾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综述，也取“述评”、“回顾与前瞻”、“概述”之类的题目。也有一些研究综述，从题目上很难看出来，只有阅读提要或内容才能知道。 一 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既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的一种赓续，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古代文学研究，如同长流不息的江河，浪浪相接，前后相承，没有研究的止境。前人的研究是历史，后人的研究不能取代前人的研究。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属性。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要顾及以前历代积累的研究成果，把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起点。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虚耗时间和精力，避免研究的重复和退化，而且能够做到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发现新问题，作出新贡献。重视研究的继承性，继往开来，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规范。由此看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研究综述的出现，具有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综述的繁盛，主要有两个契机：一个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一个是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从诸多研究综述所论及的时间看，主要是20世纪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从长时段看，20世纪的结束，是公元以来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一千年结束了，世界要跨进新的千年，自然容易引发人们的回顾与反思。当人们回顾反思过去的一千年时，多是由近而远，自然会更多地关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世纪，是急剧变革的世纪，也是一个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许多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世纪。在20世纪的后期，现代化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在世纪之交，人们为了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自然会反思前瞻。在这种形势下，长于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在许多领域里，相继开始了对20世纪的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变化，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输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使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有质变的特性。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如何演进的?有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和教训?21世纪的文学研究如何在20世纪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因此，20世纪70末以来，许多研究者具有相当自觉的回顾和反思意识，各种各样的研究综述，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蔚为大观。 对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古代文学的研究作综述，应当说是持续不断的，如1959年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和邓绍基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一文。但在70年代末之前，这类研究综述，基本上是零星的，学术界并不太关注。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是在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社会上洋溢着挣脱极“左”、解放思想的浪潮。各个领域里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再次被引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在这方面，有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也是相当敏感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迅即开始了对“四人帮”借古代文学搞阴谋的批判和反思，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丁振海的《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此文揭露了“四人帮”借评红“搞阴谋”，“使《红楼梦》研究工作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破坏”。又如：《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发表了王俊年、梁淑安、赵慎修的《建国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文明言：“本文不是三十年近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总结，而是着重于清理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了的思想，力求彻底打碎那无形的精神锁链，以求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能有所裨益。”这一阶段，类似上面例举的这类研究综述，大体上都带有拨乱反正的时代特点。所谓“拨乱”，主要是拨“文革”、“四人帮”之乱，“反正”主要是返回到“文革”以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去。这一阶段，还来不及对“文革”以前，乃至更长时期的研究，从学术上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仍在延续。这一阶段处于世纪之交，步武前一阶段，学术界回顾与反思的意识更加自觉，也相当全面，具有明显的学术性。1986年，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提出，文学研究要发展，应当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要研究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术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和教训。王瑶的观点，受到了重视①。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进展迅速，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多少不等地都发表了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有不少刊物，如《文学评论》、《文史哲》、《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还专门开辟了“百年学术”、“当代学术纵览”、“学术史回眸”、“学术回眸与反思”等专栏。全国有不少出版社在这方面制定了计划，相继出版了一些专著，如：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赵义山的《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在这一阶段，许多古代文学学术会议都把回顾与反思作为重要的议题。中国诗经学会成立以来到2008年，举办了八次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上，都有关于《诗经》研究方面的综述。80年代末，《文学遗产》编辑部主持过建国40年古典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199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收到以回顾、反思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议题的论文36篇。199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收有这方面的论文19篇。同年，在哈尔滨牡丹江，由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委会、《文学遗产》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议题宗旨更为集中。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题为《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有相关论文35篇。2005年3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有关学者宣读了20世纪关于杜甫、文言小说、六朝小说、唐代小说、明代小说、《莺莺传》等的研究综述②。在这一阶段，基于对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有些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和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典著作。前者如北京大学1994年出版的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此书带有学术史的性质，其第一部分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用论著“摘要”的形式，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大的飞跃”。后者如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其中“文学史类丛书”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李维的《诗史》等12种。“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的出版，不只是“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考研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③。编选出版这一类著述，本身就具有回顾与反思的意义。它们的再版，也有助于人们回顾和反思。这从张岱年为文库所撰写的《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台湾，与大陆的步伐大体一致。台湾的不少学术研讨会，多少都对相关的议题展开某种程度的反省批判。有些学校的中文系和学会还组织过这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如90年代，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会主办了《中国古典戏曲及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④。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的。2008年，是回顾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契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2008年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和反思的年份。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文革”结束，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2008年正好是30年。30年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这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也有明显的表现。3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走上久违了的常规研究的康庄之路，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国家对学科予以空前的重视和支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人心，泛政治化研究模式被突破。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更新，增强了创新意识，拓展了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论著和史料整理成果相继问世。凡此种种，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成就巨大，有许多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在新的形势下，古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进展。这些都需要回顾和反思。通过回顾和反思，守正求新，与时俱进，提升理念，开阔视野，恢弘气度，拿出更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和报刊的共识。《文学遗产》在2008年第1期，以“古典文学研究三十年”为题，作为首要栏目，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发表了袁行霈的《在广阔通达的道路上前进》等三篇相关的论文。接着《文学评论》在2008年第4期，开设了“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栏目，并把它作为首要栏目，发表了关爱和、朱秀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文史哲》自2007年起开辟“当代学术纵览”专栏，对文、史、哲诸学科作全景式的深度反思与展望，古代文学方面刊发了张毅等的《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等文章。另外，2008年的4月18日－20日，在河南省开封市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3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从学科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体的研究领域以及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等多方面，就30年来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⑤。从2008年开始，除了涵盖长时段的研究综述继续涌现之外，有关30年来的研究综的论文述迅速增加。两个方面互相补充，使研究综述继续向前进展。 二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由于综述的对象、目的不同，也由于论者和论著体制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论著的类型颇多，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下面，就其论著的主要形态和涉及的内容、范围，试作初步的概括。 关于研究综述的形态，主要有四种： 一是论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如前所述，由于不少学术刊物重视反思与回顾，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研究综述方面的论文。论文的撰写，需要的时间相对地短一些，也便于就某一方面作专题总结，能够及时刊登，因此学术界从开始进行回顾反思直到现在，大多采用这种形式。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除了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还常常见于许多综合性的论文集。从目前看，论文是研究综述的主要形态。 二是专著。与论文相比，专著的撰写，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与思考，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专著的出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比论文的产生要晚一些，但发展得很快。如：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和2002年出版的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云的《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等。 三是丛书。这种研究著作，多是在世纪之交由出版部门和学者联合、共同策划的大型的系列研究著作。其中，有的依据朝代分卷分册，如北京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由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古代文学部分，以朝代分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卷（上、下）、《宋代文学研究》卷（上、下）、《辽金元文学研究》卷、《明代文学研究》卷、《清代文学研究》卷和《近代文学研究》卷（上、下），共8卷、11册。有的按体裁来分册，如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分为《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 四是分散载于多种论著中。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许多研究论著中，或设专编、专章、专节，或在其引言、前言中，或采用附录的方法，常常用相当大的篇幅，载有研究综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数量很大。如：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宁宗一、陆林等编著的《元杂剧概论》，全书四编，其中第一、二编属于研究综述。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为《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孙明君的《汉魏文学与政治》，其中有《20世纪建安文学研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定广的《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引论一、二分别为《前人对唐末五代文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缺憾》、《研究成果的分布与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及其薄弱环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孙康宜的《词与文类研究》附录二为《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毕士奎的《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第五章是《王昌龄研究综述》。同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建坤的《关汉卿研究学术史》，第一编是《关汉卿研究学术综述》。 关于研究综述的内容和范围，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种。所谓综合性，主要是从整体上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有论文，也有专著。论文如徐公持1998年发表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⑥。此文从综合、宏观的角度，纵横结合，把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的统一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今，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论文对每个时期研究的大体面貌和特点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专著如上面列举的张燕瑾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书分为10卷12分册。其中，除两册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外，其他全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全书每卷着眼于所含时代的文学研究的整体，兼顾各种文体、重要作家作品和流派研究，基本上综述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历史特点。 与综合性的论著相比，专题性的更多。专题性的研究综述，是就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一范围和某一问题作综述。 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在文学史料的发现、鉴别和整理等方面，成绩卓著。许多研究综述就这方面进行了总结。除了综合性的论著中有所体现外，更多的是专题论述。如：李明杰的《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陈力的《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载《文献》2004年第3期。何新文的《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载《文献》1998年第2期。苗怀明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重大发现与整理》，载《文献》2000年第4期。黄灵庚的《〈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载《文献》1998年第1期。张兴吉的《二十世纪〈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载《文献》2004年第3期。王兆鹏、刘尊明的《本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观》，载《文献》1999年第3期。黎蔷的《20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究》，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崔小敏、梅新林的《〈西游记〉文献学百年巡视》，载《文献》2003年第3期。 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支柱，自古以来，特别受到青睐。20世纪，仍是研究的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这些研究重点上。因此，重要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综述的热点。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看，大多数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论家的论著的研究，都有研究综述。如：褚斌杰的《百年屈学》，见其著《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晋的《〈史记〉百年文学述评》，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吴云的《“陶学”百年》，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葛景春的《李白研究五十年》，载《山西大学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洪迎华、尚永亮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饶学刚、朱靖华的《20世纪苏轼文学研究述略》，载朱靖华、刘尚荣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第1辑。梅新林、葛永海的《〈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2003年开设“百年红学”栏目，三年来，这个栏目共编发了数十位有关红学研究综述的论文达87篇之多，成为红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专栏。 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人数众多，但创见多、影响特别大的是那些大家巨擘。他们的著述具有标志性，富有生命力，为海内外所嘉许。90年代以来，他们的不少著述逐渐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们的著述自然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研究综述，对这些大家巨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前面所列举的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选择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33家，综述了他们研究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就一些研究大家作了综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论题集中，述评细致，从个体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丰富多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中，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有各种形式的关于文学研究的论述，但由于很少有自觉意识，基本上处于自在的状态，因而显得零星，没有形成系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综述。这些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以前、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推进今后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一些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多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不是简单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胸怀一个“志”。这个志就是爱国。他们研究学术的根基和动力是爱国。许多学者基于救亡、强国的忧患意识，或者基于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诉求，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以学术为生命的寄托，为自己的本分，甚至不惜生命，孜孜砣砣，专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垂范后世。他们取得的许多重大成果，富有生命。他们当中，有些继承了清代朴学的学风，搜集、整理、考据文学史料，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有些既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学的浸润，努力兼融中西，注意会通，以超迈的胸怀，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展开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中，留下了座座丰碑。 第二，这些研究综述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古代文学研究各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表现了后来的研究者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自古迄今，有许多学人，辛勤耕耘。他们取得的成果，应当受到尊重和肯定。他们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还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具有历史传承性，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个人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其中的点滴。文学研究涉及许多方面，难以穷尽。新的时代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当把前人的成果作为阶梯，继续攀登。 第三，不少研究综述，有回顾，也有前瞻。回顾部分，常常含有大量的信息。通过阅读回顾部分，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大体了解古代文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成果，存在哪些薄弱环节，还有哪些盲点。有些综述能把综述和分析归纳结合起来，如段启明、汪龙麟在其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中总结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指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传统治学方法的革新与外域方法的引进。”传统的治学方法主要指乾嘉朴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大多属于这一方法论体系，但已被20世纪的学人融进了新的内容。外域方法的引进在20世纪学界也从未间断，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⑦。又如：常森对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成果在综述的基础上，把后半个世纪的研究方法分析归纳为两大基本范式：“存在决定意识”范式和“元素分析范式”。认为“元素分析范式”是“从‘现代’文学立场上把握先秦散文之价值的范式”⑧。像这样的分析归纳和理论提升，对今后的研究方法会有所启示。还有一些研究综述，前瞻部分写得相当具体，有深度。乔以钢在其《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一文中，在回顾百年研究状况之后，用约五千字的篇幅，从九个方面，对今后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⑨。这是富有建设性的。顾后而瞻前，使我们以后的研究能居于前沿地位，避免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在创新上。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有的研究者做研究，忽视查阅已有的成果，不注意研究的动态，往往闭门造车，结果是有些课题，别人已经研究过，并且有了为学术界所认可的成果，还继续在这方面浪费时间。相反的是，有些史料有待搜集和整理，有些课题，有待探讨，却很少有人问津。有了研究综述，我们想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应当先阅读有关的研究综述，会减少一些盲目性，使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有新的创获。 第四，不少研究综述使我们知道，古代文学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经常受社会条件、政治气候和各种理论的制约。古代文学研究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政治和理论之外，但又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有自己内在的演进规律。百多年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严重干预等原因，古代文学研究曾经出现过低谷，甚至停滞和惨遭破坏。就某些学派和个人来说，或者囿于某种学术观点，或者受某种风气的影响，在研究中，出现了某些错误的倾向和失误，有不少教训。这些错误倾向、失误和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在这方面，许多研究综述，不同程度地作了介绍。通过阅读这些综述，认真思考过去的错误倾向、失误和教训，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与此相反的是，一旦社会和政治等环境适合文学研究时，它就会健康地向前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不利，但从总体上看，是百年来最好的时期。30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第五，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综述是建立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的，把一些分散的、不易查找的论著加以整理、综合，做了总体的展示。有些研究综述，已经带有学术史的性质，为今后研究和撰写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积累了重要的史料，提出了不少值得今后编撰学术史参考和继续探讨的问题。 四 研究综述是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30多年来，蔚为大观，成就巨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仍在继续发展，以后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长期需要和存在的形态。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⑩ 胡适所说的“总结账”的含义，近似于现在的“研究综述”。他的这段言论，当时虽然是就整理国故而言，但其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为了使研究综述继续发展，不断提高，我们对以往的研究综述，应当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不断地发展这一新的研究形态。为了发展这一新的形态，大体上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拓展范围，二是理论深化。 综观以前的研究综述，就关注的范围来说，大多数主要限于中国的大陆，对国外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涉及得较少。许多信息说明，中国的古代文学，早已越过了国界，为日本、韩国和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和读者所看重，而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少数有中译本，还有许多没有中译本。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喜爱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会越来越多，研究的成果会不断涌现。就国内来说，台湾和香港，一直是该领域的重要阵地。20世纪后半期，台湾和香港受到的干扰较少，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以前的研究综述，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对国外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研究成果涉及得较少，有些根本没有涉及。这是一大缺憾。今后的研究综述，应当放眼世界，打破局限，把各地的相关研究纳入综述的视野之中，从而提供更全面的研究信息和更多的启示。 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成果的产生，尽管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环境，但也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密切相关。历代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精神境界的外显，是他们生命的寄托。从这一角度来说，综述以前的文学研究，至少应当顾及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这两个方面。但以前的研究综述，大多主要着眼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常常给人的印象是“见物不见人”。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有许多问题，就难以给人以深刻的理解和启迪。纵观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有两个特殊的时期，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生活在同样的战乱不断、颠沛流离、政治黑暗的艰难环境中，许多学者保持气节，焚膏继晷，从事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与此相左的是，有个别人，却丧失了民族气节，乃至为敌人效劳。另一个是“文革”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研究综述，论及这一时期，往往在用“噩梦”、“浩劫”之类的词语予以否定之后，再用“断裂”加以概括，或者简单地用“萧条”、“荒芜”之类的断语，一笔带过。上述简单的做法，其结果是很容易造成对十年动乱这段历史的遮蔽和遗忘。其实，对所谓十年动乱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断裂”、“萧条”和“荒芜”，还可以作些深入的分析。单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些明显的事实值得思考，如：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从这方面思考，今后的研究综述，有必要扩大范围，把研究者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能会深入一些，总结出更多的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我国历来在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做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努力让大众享用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清代编印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在不断的印行，读者之多，难以计数，影响之大，不易估量。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相继编印了一系列的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和重要作品选注。这些丛书，使百千万读者获得了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得以欣赏古典精品，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自80年代开始，又兴起了古典文学鉴赏热，相继出版了多种形式的鉴赏著述。这些著述，有助于人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百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项工作，撰写了大量的普及性读物和赏析文章。应当说，经由几代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的共同努力，以前我们在古典文学的普及方面，成绩巨大，有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但遗憾的是，就已经发表和出版的研究综述来看，可能是由于把普及古典文学这一工作看得过于简单，很少考虑古典文学普及著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把学术性和普及性融合在一起，写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考虑撰写研究综述时，很少涉及这一方面。其结果是有许多问题，如：如何正确评价以前的古典文学普及工作?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普及同研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何作好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融合?今后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和普及的关系?面对新的形势和国内外新的接受者，怎样普及?要解决上述问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拓展研究的范围，把以前的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综合阅读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研究综述，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综述的质量是有相当差别的，大量的研究综述多是限于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文学研究事实的存在之故、变迁之由之类的深层问题，或不及，或论述单薄。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满足于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研究的创新。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该领域里，有不少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待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政治环境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政治化倾向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回避政治的影响。许多研究综述关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环境，这是符合实际的，有益的，但有待深入。政治至少应当包括政治权力机制、政治规范、政治心理、政治信仰等内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到底在政治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左右、影响了它的走向?主要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诸如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人了中国。不少研究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并且用来指导研究古代文学，使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当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和错误。在这方面，许多研究综述有所述评，但有待深入。有些研究综述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过程中，出现的庸俗化、机械化、简单化和乱贴标签等现象作了述评，这是重要的，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但对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却不太重视，缺乏深入的分析。对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许多研究综述，关注的重点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很少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问题。现在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忽视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淡化了。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否与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缺乏深入分析有关?还有，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不少研究综述指出了这一点。但我们提倡多元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评价新时期的多元格局?对于上述之类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 古代文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如多种文体的起源、文学史演进的阶段的划分，某些作品的作者和写作时间等，有些从很早开始一直到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对同一个问题，为何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认识?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这恐怕不能止于一些综述所概括的一些观点所能解决，而应做深入的思考。这是否应从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分析?不深入到理论层面，不考究研究方法，回顾反思，只能停止在浅层次上，自然也难以使相关的研究有所超越，有所创新。 撰写研究综述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了弥补以前研究综述的缺欠，继续发展这一形态，我们应当全面地掌握国内外的史料，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深专业根底。要少写“急就章”。应当多积累，多沉思。在时间上，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做，写出来的综述，会全面一些、客观一些、深刻一些。水平高的研究综述蕴含着创新的因子，能给人们提供大量信息和许多启示。我们期待着高水平的研究综述不断涌现。 注释： ① 参阅陈平原：《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参阅黄菊、饶馥婷：《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③ 参阅《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编选说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④ 引自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第93－94页。 ⑤ 参阅武新军：《“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⑥ 载《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⑦ 段启明、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⑧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181、182页。 ⑨ 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⑩ 《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