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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Scholarly Documents on Lu Xun Edited by Ke Ling 【作者简介】张理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绍兴 312000 鲁迅研究史上，编辑、出版鲁迅研究论文、著作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环节，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留有不少空间。作为个例，本文述及柯灵在他编下的报纸杂志上有目标、有筹划地刊发鲁迅研究文章，其长期性、连续性和艰苦性在鲁迅研究史上是位于前列的，所作出的贡献和推动也是非常突出的。 柯灵是现代作家和编辑。就他的编辑活动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间，以主编报纸的文艺副刊为主，以及文艺性、政治性杂志等，计二十多种，编辑方针始终坚持民族、社会和文艺发展的进步方向。柯灵编辑活动的特色和成就之一是坚持不懈地编发有关鲁迅的消息、通讯、特写、评论、研究、回忆录、纪念文、诗歌以及版画、照片、书刊出版介绍和广告等，这里在广义上统称为鲁迅研究文献，是对鲁迅思想以及创作的介绍、解释和评价。 一《大美晚报·文化街》《铁报·动与静》《明星半月刊》 柯灵于1930年在上海涉足报界。编辑、刊发鲁迅研究文献始于1934年。这年7月至12月，他创办、主编美商在上海租界所办《大美晚报》华文版的文化评论副刊《文化街》（周刊），以发表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消息、评论而形成特色。他的编辑思想和方针——推进以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发展——在《文化街》已形成雏形。其中刊出两篇鲁迅杂文评论，反映了鲁迅受一些文人攻击、遭当局机构查禁的状况，也反映出进步作家、编辑在坚定地捍卫鲁迅战斗的杂文传统。《〈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12月3日，胡今虚）驳斥其时“鲁迅走入了第四次‘隐晦’时期（第一次是在替《新青年》写文章之前，第二次是从北京到厦门，第三次是广州回来之后，一九二九年之前）将永远的蛰伏了”的一种幸灾乐祸，宣称鲁迅一如既往地在战斗，“只要看他近一年连着出版的《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两部书，就可明白了”；继而驳斥“鲁迅不著作小说或文学论著，这些杂感文不过‘卑之无甚高论’没有多大力量”的一种蓄意贬损，指出“鲁迅先生的杂感散文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宝剑，他一路砍伐荆棘蒺藜，为要杀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究其实，这些文字，流传于青年中间最为普遍，其给人的印象最深，其影响亦至大。鲁迅之成为鲁迅，大半是由于这些文字。”《检与禁》（12月31日，遂初）从“鲁迅先生最近把新的杂文又印成了一本《准风月谈》，并把发表时删检去的部分补了进去”的“韧”性战斗一事剖析其时的文化专制和压迫。 1936年4月至7月间，柯灵接手主编小型报《铁报》文学副刊《动与静》（日刊），继承《文化街》的编辑方针，把原刊的文学消遣性改造为新文学进步性，大量刊发与左翼文艺、特别是与鲁迅有关的报道、特写、评论和新书出版介绍。刊物积极报道和介绍鲁迅，反映出鲁迅生前最后一段时期在病中繁忙的、重要的活动内容。重点关注有关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问题。《鲁迅先生与文艺统一战线》（6月6日，苡）对“鲁迅先生反对统一战线”一说辟谣，指出“鲁迅先生不单赞助统一战线，而且对于统一战线非常关怀”。并披露最近鲁迅对《救亡时报》的记者发表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统一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是必要的”；还谈到了对“国防文学”的看法，“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鲁迅、巴金等发表文艺工作者宣言》（6月19日，未署名）全文刊载了由鲁迅、巴金等63人联名签署的主张“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的《文艺工作者宣言》，具有很高的新闻和文献价值。《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6月20日，丽丽）报道《现实文学》《光明》等刊物著文讨论“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同时提出恳切的意见：“这两方面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他们都要作家在这民族危机中，用他们特殊的武器，担负起救亡任务”，“理论上的争论是需要的，但我们希望他们在可能中放弃成见，抑制私人的意气和情感，不要因这目的相同的重要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无谓的论争。”《国防文学新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6月23日，击遥）披露“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创作新口号“闻系由鲁迅先生负责提出”，“闻最近鲁迅先生有一专门说明这新口号提出的意义的文章”即将发表。《鲁迅先生〈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7月3日，未署名）介绍“鲁迅先生最近病了一次，在病中，自然不能执笔，所以对于目前非常时期的文学运动，没有表示，由此引起了各方面的误会。鲁迅先生为了，要表示，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态度，发表了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文章，于昨日出版的《现实文学》中由鲁迅先生口述，O. V. 先生笔录，现在将它们转载在下面，看这位年高的战士，对于目前文学运动，是抱着如何的热烈的态度。”转载的鲁迅这篇全文，其中被删节四处，即开了四个“天窗”，“日本”、“日”字样则代之以空格，反映了当局机构对报刊、尤其是对鲁迅杂文的检查和禁止之严的事实。《鲁迅不满张春桥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将为文加以驳斥》（5月4日，苡）是一篇有特殊价值的文献。评价张春桥“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随之披露鲁迅对“最近，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表示不满，并提前披露“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对鲁迅新作的出版、评论也深为关注。《鲁迅新作〈花边文学〉》（6月27日，苹儿）探讨鲁迅杂文的价值，“说文艺价值吗？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泼辣爽利，行文的缜密刚劲，那些反对杂文的‘作家’的鸟文艺，就和他差地很远。‘永久价值’吗？这些活生生表现了时代的东西，即使到很远的将来，也不见得就要被消灭。”随之评价鲁迅的杂文：“泼辣是它的特色，思想却还是跟鲁迅先生旁的杂感一样，猛烈地向一切旧的，腐化的，不合理的现象，作着猛烈地攻击，充满着战斗的精神。”《鲁迅的笔名现代文学史宝贵资料》（7月8日，未署名）抄录下《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内附录的各篇杂文发表时所用的笔名“共有四十七个之多”，并指出它们的研究价值：“在两本著作中用了这许多笔名，大概是很少前例的吧？但这些笔名的抄录，到了将来，却是很宝贵的文学史资料，因为这里是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例如《花边文学》里的笔名比《准风月谈》里多，就因为后一时代比前一时代更苦闷的缘故。”《介绍第一天才妙书〈给鲁迅〉》（5月2日，阿P）讽刺一本书信体的、所谓“批判鲁迅的专著”的胡搅蛮缠和试图借鲁迅以求出名的文坛登龙伎俩。《〈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5月29日，击）介绍曹靖华主持的《文艺连丛》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小说《山民牧歌》，评价“鲁迅先生的译笔，忠实可靠，亦为我们所知道的。《死魂灵》的译笔，早已有口皆碑了。”还有《〈中国呼声〉：英文版的救国刊物鲁迅、陶行知等都有作品发表》（5月21日，野苡）等。 其它方面，有鲁迅与美术问题。《文人之画》（5月7日，未署名）刊出鲁迅的画作《活无常》，介绍“鲁迅先生也善画”，“这里所刊的活无常，笔触和构图，似乎都不是一个对绘画毫无素养的人所画得出来的”，又提及“鲁迅先生提倡版画不遗余力，过去对于画的文字也发表过不少”。《“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版画兴味》（5月11日，野苡）介绍鲁迅在内山书店出版的版画集《引玉集》《拈花集》，并指出鲁迅推广版画的文化意义：“那样努力地搜集了各国的版画介绍到我们这文化贫乏的中国来，尤其是苏联的作品为最多”，“将苏联的工农劳动的生活介绍出来，很可以把它们当作一部珍贵的苏联的劳动阶级的活动史看”，同时介绍鲁迅搜集、珍藏后先前已经成集出版的另一本画集《〈死魂灵〉百图》。 同时关注鲁迅的病况。《鲁迅病作家协会派代表慰问》（6月10日，未署名）报道鲁迅“病势相当重”，在6月7日的中国文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有一个“临时动议，全体通过”，要派代表慰问鲁迅先生的病状。《鲁迅在幸灾乐祸中病愈了祝福他更健康更英勇》（7月18日，巴德）及时地报告了鲁迅一时病愈的可喜消息，同时又深切表达文化界对鲁迅的祈祷和祝愿。还有一则特别消息《日本东京帝大聘请中国讲师鲁迅郭沫若都被否定决定只聘周作人一人》（7月18日，苹儿），报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聘请中国讲师而拟定了一个三人名单，日本文部省以“思想不稳”否决鲁迅、郭沫若两位，决定只聘周作人一人。文末则观点鲜明地指出：“在日本文部省的看法是如此；相反的，我们倒可以看出来，那两位先生是我们亲爱的战士！” 1935年4月至1937年1月近两年间，柯灵作为明星电影公司宣传科长主编公司的电影宣传刊物——文字、照片和漫画型杂志《明星半月刊》，也是左翼、进步影评的重要阵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紧接着一期的《明星半月刊》（第七卷第二期，11月1日出版）特别地刊登了以“本社同人”署名的专文《悼文化巨人鲁迅先生》，对鲁迅从民族革命斗争的高度作了两个方面的评价。首先肯定鲁迅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鲁迅先生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用一枝辛辣、深刻的笔“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以及未来的光明的去路。”其次赞扬鲁迅始终如一的斗争精神：“他以英勇的战士的姿态在文坛出场。反抗传统，反抗封建，反抗一切反进化的势力，使黑暗在他的笔底战栗，不妥协，不屈服，不馁怯，这种一贯的，积极的斗争精神，直到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丝毫没有改变。”文中并告知公司先后拍摄了有关鲁迅先生的遗容、寓所、万众瞻仰及送葬场面等照片和影片，“作为对这位文化巨人的一个纪念”。在影事杂评专栏《半月闲话》中则特别指出：“一个平常连作品也常常遭受禁止的作家，这样死后的光荣，鲁迅先生是第一次；用开麦拉去为一个作家（左翼作家）摄取纪念影片，这在中国电影上也是第一次吧。”同时发表了部分照片：“鲁迅先生遗像”、“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和幼子海婴”等，并“鲁迅先生头像”木刻一幅。 二《民族呼声》《文汇报·世纪风》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柯灵创办、主编的时事、文艺周刊《民族呼声》于10月1日在炮火中创刊，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而停刊，共出版七期。期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在抗战连天炮火的环境下怎样纪念、学习鲁迅，是一个新的问题。《民族呼声》第四期（10月22日出版）上，柯灵在《短评》栏目中发表《怎样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从抗日战争的高度评价鲁迅：“鲁迅先生不止是伟大的、革命的作家，也是伟大的、民族的斗士。以他金石般追求正义的坚贞，烈火般对于人类的热情，通过笔尖，对于抗战，不知将贡献怎样巨大的力量。”同时组编“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为这一期的一个特别栏目，这是柯灵第一次为鲁迅逝世纪念日而特别组编、推出的“鲁迅纪念特辑”。刊出四篇纪念文，都从抗战角度上深入阐释鲁迅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而具有现实意义，预示着学习、研究鲁迅的一种新动向。《抗战期中纪念鲁迅》（艾芜）指出“今天在这抗战期中纪念他，学习他那终身战斗不妥协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并论述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来源与养成，以及鲁迅从“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中国人”到“革命的爱在大众”的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鲁迅的伟大》（罗稷南）论述鲁迅的否定精神，并归结为“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一切灾祸的这种不妥协的敌意”。《要承继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金丁）回顾和论述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同时批评抗战中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追求时髦理论之“浮”。《献给鲁迅先生》（唐弢）是一篇抒情风格的纪念文，回忆鲁迅生前为民族革命战争所做的艰苦工作，鲁迅喂哺的青年在战争中的战斗和牺牲。“编者缀语”中说：“这一期的本刊，以有限的篇幅，编了一个纪念特辑，算是我们对于这民族巨人逝世的周年祭”；“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他的精神，在抗战中值得学习的尤多，我们在炮火中纪念他，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孤岛”时期初，持抗战立场的“洋旗报”《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创刊。2月11日，柯灵创办、主编的文学副刊《世纪风》（日刊）创刊，至1939年5月18日随《文汇报》被迫停刊而停刊。一年多时间里，《世纪风》是“上海抗战文化堡垒”。① 它是“鲁迅风”杂文的阵地和“大本营”，每期都刊发杂文，激励抗战精神和批评时弊、文化劣根，并积极刊发学习、研究鲁迅的文章。“‘五四’纪念特刊”这一期（1938年5月5日）中刊出《因“五四”想起鲁迅先生》（霞公），在五四运动历史与抗日战争现实的联系坐标上，重温鲁迅在“五四”前夜就提出的“反抗”思想，指出那时他“以新的姿态，写出许多随感录，大抵多是对一切恶势力吹起反抗的鸣声”，遂以鲁迅的“反抗”思想激励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决不妥协，更不议和”，“举国一致，抗战到底”。 1938年鲁迅研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上海“孤岛”出版了第一套《鲁迅全集》。《世纪风》特组一期“鲁迅专辑”（5月23日），推介正在加紧编印、出版的《鲁迅全集》，内容新鲜、丰富。《编者献辞》中欣喜地告知：“关于《鲁迅全集》，全国文化界渴盼了一年多，在今日这样艰苦的年代中，终于开始编印，预约，不久就可以问世了。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树立了一块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专辑提前刊出在编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未刊稿两件：一件是《鲁迅诗四首》，为旧体诗《题〈呐喊〉》《无题一》《无题二》《秋夜有感》；另一件是《汉文学史大纲》原稿之一页的影印件。以及许广平的近作《〈译丛补〉编后记》和海婴的稚气的毛笔题辞“文化先锋”。《关于〈鲁迅全集〉》（横眉）、《〈鲁迅全集〉在编印中》（春秋）二文，不仅介绍《鲁迅全集》的编辑、排版、印刷、校对、装帧和出版的经过，字里行间又有着对鲁迅的怀念和评价，还是两篇“鲁迅风”杂文。《编者献辞》附注“《鲁迅全集》的预约处”为“南京路新新公司，北京路通易信托公司，四马路远东图书杂志公司，霞飞路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一个星期前的《关于〈鲁迅全集〉》（5月15日，郭文泳）已发出了征订启事，为“预约价14元，至5月底前”。 10月19日如期推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刊文四篇，并鲁迅的照片、木刻各一幅。文为《幽冥不隔喜悦的递传》（金性尧）、《“苟全”与“拉倒”》（另境）、《生命的艺术——鲁迅先生的“杂感”》（周黎庵）、《从杂文得到遗教》（唐弢），作者均属“鲁迅风”杂文作家。其中，唐文视角新颖、见解深刻、概括正确，对鲁迅杂文研究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一是把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看，认为“综先生之一生，无不可以告人之事，无不可以示人之物，分明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嬉笑怒骂，都极磊落”，“这种精神表现在他的杂文里，是坚决，泼剌，通脱，从容。”二是肯定鲁迅杂文的文艺性：“形象的具体化，设境的富于诗意，举例的切合实际，以及造句的慎重，用字的认真等等，这些多多少少的决定了他的文章的艺术性，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政治的立场，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文体，终于要因为鲁迅先生而走进了文苑的大门。”周文则从“生命的艺术”角度深入解读鲁迅，认为“他在‘杂感’中也寄托他的生命，故成为艺术的作品”；并进一步从这个角度去整体上把握鲁迅，认为“无论在创作翻译，以至于钩稽编校的过程中，无一处不渗入自己的生命。”特辑于第二天10月20日继续刊出《关于汉唐石刻画像》（景宋）一文，把鲁迅与美术的关系问题梳理、概括为“鲁迅先生本其自幼爱好图画的心情，发展为两方面：一为提倡西洋木刻，到如今儿已风行全国，大有成效。又其一为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文专论鲁迅对汉唐石刻画像的搜集和研究，鲁迅精到的鉴别能力和提出的种种精辟见解，持客观、中肯评价态度，并以独具的亲切口吻。这篇几近万字、以整整一期副刊的版面刊出的长文，是一篇介绍、研究鲁迅探究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成就的学术专文，开辟了鲁迅研究的处女地和新空间。 1938年鲁迅研究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发生在上海“孤岛”的关于“鲁迅风”的论争。“鲁迅风”杂文作家一方以王任叔（巴人、屈轶）为主，还有唐弢（风子、马前卒）、周木斋（辨微）、金性尧（文载道）、周黎庵（黄松岩）等，柯灵也属其内。论争对方在10月下旬是阿英，11月下旬分别又有庞朴、杨晋豪。柯灵开辟《世纪风》为论争阵地，在11月下旬刊发“鲁迅风”杂文作家的文章，批评庞朴、杨晋豪对“鲁迅风”杂文及其作家的责难甚至污蔑。先后有巴人的《再加上一个“呜呼”吧》（11月23日）《偏面之见》（11月27日）、列车（陆象贤）的《也需要写给小众看》等批评文章。为了加强“鲁迅风”杂文的声势和批评庞、杨的力度，又接连推出两期“杂文特辑”。前一期（11月26日）包括《关于〈边鼓集〉》（屈轶）、《“乏”的战术》（风子）、《论“痛论焦土抗战”》（黄松岩）、《窗下谈文》（文载道）；后一期（11月28日）包括《工作与批评》（巴人）、《赋得内煎》（辨微）、《帮手与帮口》（马前卒）、《血》（吉力）、《关于鲁迅风》（祝敔）。《再加上一个“呜呼”吧》、《帮手与帮口》、《赋得内煎》、《窗下谈文》等文反击庞朴对“鲁迅风”杂文及其作家的污蔑和攻击，带有政治的、严厉的批评气息。《再》文尖锐批评庞朴：“一呜呼其不懂桐城派，二呜呼其不懂鲁迅，三呜呼其不懂鲁迅风。”《关于鲁迅风》一方面指责“庞朴的作战，东洋意味太重：散布谣言，不踏实际”，另一方面也自我批评“鲁迅风”：“内容要更积极，态度更忠实，观点更尖锐。”《偏面之见》、《也需要写给小众看》等文批评杨晋豪对“鲁迅风”杂文的责难意见。《世纪风》上还全文照登了杨晋豪的两篇辩驳文章《读“呜呼低调”》（11月22日）、《论批评家的眼睛并答各家》（12月1日），显出“鲁迅风”杂文家的论争气度。《世纪风》没有介入王任叔、阿英之间的那场更为令人瞩目的论争，但率先发表了一篇代表那场论争结束的重要文章：11月28日由上海“孤岛”作家和主要文艺刊物编辑的应服群、孔另境、柯灵等37人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着重提出了“我们希望今后的上海文艺界，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负起文艺阵线上作战任务”的意见。 期间，《世纪风》也积极地刊发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文载道的《读〈章太炎与鲁迅〉》（10月29日）谈鲁迅治学之谨严和署名云彬的《章太炎与鲁迅》一文中对鲁迅论章太炎的理解之误。赵景深的《评价鲁迅的〈古小说钩沉〉》（11月23日）代表着对鲁迅的学术成就进行学术研究的一路，较为少见。赵文提出《古小说钩沉》在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中的位置是：“此书辑录唐以前的小说，恰与《唐宋传奇集》相衔接，并与《中国小说史略》相辅而行，为其轮翼。”尽管面对大师鲁迅，评价则取学术、学理态度，既肯定优点，又指出不足，所说皆有理有据，但认为“究竟是优点胜过缺点，并且是学术上的大贡献”。还有《思想家的鲁迅——公论丛书第三辑》（11月16日，若夫）、《“自有其价值”》（11月19日，春秋）等文。《〈边鼓集〉序》（11月15日，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屈轶、柯灵、风子）、《关于〈边鼓集〉》（11月26日，屈轶）是“鲁迅风”杂文作家的集体亮相行动和坚持文学抗战的宣言。 三《大美报·早茶》《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 《大美报》是《大美晚报》增出的日报。1939年，“孤岛”上的《大美报》自5月被迫停刊后于9月25日复刊。同日柯灵接手主编其通俗性文学副刊《早茶》（日刊），至11月底交由“鲁迅风”杂文作家石灵接编。柯灵改《早茶》的通俗性为继承《世纪风》抗日的、新文学的路线和风格。有关鲁迅研究，刊出了《〈鲁迅全集〉在俄国已译成俄文出版》（10月13日）等消息。期间适逢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10月19日刊出《中国惟鲁迅先生为圣人》（振闻）、《关于鲁迅先生二三事》（林珏）、《十九日的早晨》（上、下，分两期连载，古柏）。《中国惟鲁迅先生为圣人》解读“对于鲁迅先生，毛泽东先生曾经称之为圣人”一说，认为“这绝非因袭儒家的道统，乃是单取以圣人称谓较崇高的人格之意义”，进而认为鲁迅是“空前的现实的博大精深的圣人”，“惟鲁迅先生才真正是中国的圣人。”10月20日，继续刊出《从鲁迅日记谈起》（列车）、《桂林的〈鲁迅木刻展〉》（马可）等。前者从《鲁迅日记》“没啥好看”一说中，尤感鲁迅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工作的重要，“而先生的一切开创的工作，还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力量去完成它。”后者是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宝贵的稿件，介绍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和抗战环境中在桂林举办这次木刻展的经过和意义。 1939年12月1日，柯灵创办、主编的《大美报》文学副刊《浅草》（日刊）创刊，继续推行《世纪风》的编辑路线。至1940年7月，随《大美报》因发行人张似旭被敌伪特务暗杀后被迫停刊而停刊。所刊景宋的回忆录《鲁迅先生与海婴》前已于《鲁迅风》（半月刊）上连载两期（第18、19期，分别于1939年8月20日、9月5日出版，19期为终刊）。《浅草》从1940年1月8日起续载《鲁迅先生与海婴》。“编者附注”特加说明：“景宋先生的《鲁迅先生与海婴》，曾刊于《鲁迅风》，后因《鲁迅风》停刊，遂未终篇。兹征得先生同意，许为续作，发表于此。”回忆录连载九期至1月17日续毕。 1940年9月20日，《正言报》在上海“孤岛”创刊。同日，柯灵创办、主编的文学副刊《草原》创刊。《草原》走《世纪风》、《早茶》、《浅草》以来的既定编辑路线。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之际，10月18日组刊《反宗教精神——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列车）、《伟大的象征》（辨微）两文。列车的文章是一篇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理论深度的研究之作，开宗明义反对把鲁迅精神比作宗教精神、把鲁迅比作耶稣。回忆起曾经批判过苏雪林企图封鲁迅做教主并赐名为鲁迅教，其目的“实在是要把站在时代尖端的鲁迅先生拖向地狱里去的”。而目前“倡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是宗教精神”却是“企图维护，发扬，光大鲁迅先生的真精神的。用意虽善，可惜摸错了门路”，“这对于鲁迅先生是有害而无利的。”继而一方面剖析基督教精神的欺骗性、虚幻性，另一方面明确指出“‘鲁迅精神’有两种特点，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坚韧的战斗精神”，所以鲁迅精神“是和宗教敌对的，是反宗教精神的。”辨微的文章认为：在抗战中连续四年纪念鲁迅，是因为鲁迅的“坚持与坚强”而成为“抗战的象征”；而从政治、社会更高的进程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进点，鲁迅先生也是中国革命的象征。” 由于“孤岛”环境日趋恶化，杂文写作势头有所消退，主要问题在于战斗性有所减弱。《草原》有目的地组织、发表了一些文章，作者多为“鲁迅风”杂文作家，努力实践自《浅草》以来的“重振杂文”口号。列车的《论杂文》（11月13日）评价鲁迅的杂文“是写日常生活事变的，抓住社会上每一个病菌，加以检举，暴露，进攻，于是杂文之道显，其作用也大，杂文就成为鲁迅精神的征象。”而认为目下“杂文之道消，其用也小了”，“所说的消长，倒不是专指数量的多少，是指主宰着杂文消长的质：就是战斗精神的消长”，“重振杂文，所以是不在量，而重质。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战斗精神。”列车的另一文《〈论鲁迅的杂文〉补》（11月22日）是深入、细微的鲁迅研究之作。文为巴人近作《论鲁迅的杂文》作补，而提出早期的鲁迅受尼采的影响、启示，不仅在思想，也在艺术，列举“鲁迅先生的杂文里面，造句的精辟，冷雋，深刻而完整，在中国的散文里是前无古例的，倒是非常接近尼采的文体。”《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孤岛”一年来的杂文和散文》（12月20日，仇重，即唐弢）盘点1940年杂文写作的态势，认为刊物上“浅草停刊以后，杂文只剩下一片荒地”，“这情形一直到草原诞生，才又稍稍恢复过来”；“不过就全盘说，一年来的杂文是并不如此萧索的”，“单行本的数量却颇见增加。”这一年，“鲁迅风”杂文作家王任叔、柯灵、唐弢、周木斋等都有个人杂文集出版。《草原》刊出《序〈市搂独唱〉》（11月12日，柯灵）、《〈消长集〉再版记》（12月10日，木斋）《〈短长书〉序言》（12月16日，唐弢）等序文，也是对“重振杂文”的践行。《正言报》是一张国民党背景的报纸，在纪念和宣传鲁迅、重振杂文等问题上，柯灵经常与总编室诸员进行周旋、斗争。柯灵在所受非难、排挤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于1941年3月间离开《正言报》，《草原》由他人接编，从而失去原有的鲜明的抗日性、进步性。 四《周报》《文汇报》（复刊）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9月8日，柯灵创办、主编（另一主编唐弢）的政论性周刊《周报》创刊。第四、第五两期（1945年9月29日、10月6日出版）连载景宋的《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这是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应苏联友人提出的逐条问题的答案”，是一篇鲁迅研究的重要文章。问题共二十六个，对有关鲁迅的文学活动，都给予回答。其中一些问题，既对了解、研究鲁迅很重要，同时答案也详细。例如“是否有未完成的稿子，是哪些？”“关于未曾保存的原稿，或是在出版所检查处遗失的稿子，有所知悉否？”“哪些作品刊出时被检查官删除很多，这些被删作品的原稿是否保存着？”“先生批改青年作家的稿子有什么特点？他对于原稿作怎样的修改？”“先生的翻译工作有什么特点？他是严格的直译原文呢？还是译意思？”有的问题很难回答，如“现代中国作家，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回答是“实在难于回答。在北平以前，（民国十五年以前）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诸先生比较接近；十五年以后，则曹靖华，茅盾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一九二七——三六）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这篇文章提供了许多直接的、可靠的鲁迅研究史料。同时也反映出苏联的鲁迅研究动向，不少问题有关“鲁迅与苏联”，如“有没有苏联作家的信？”“其中是否有高尔基给鲁迅的信？” 第七期（10月20日出版）中特组一辑《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祭》。重新刊发先前辑集时被遗漏的鲁迅的杂文《儿时》。编者按：“《儿时》一文，鲁迅先生以‘子明’笔名，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准风月谈》未收，想系当时遗漏，全集亦未补入。”柳亚子特作纪念诗《卅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鲁迅先生六十五岁生朝纪念敬献一律》一首：“禹甸尧封笔陈仓，瓣香早拜鲁灵光。孔姬法乳传茅盾，瑜亮同时有鼎堂。定论延京尊后圣（毛润之言：‘鲁迅先生是现代的圣人’），殊荣莱妇附周行（佩宜迟先生生七年，生朝适同日）。举杯遥祝春申浦，景宋海婴尽健康。”柯灵编“鲁迅纪念专辑”刊出纪念诗绝少。景宋的《忘记解》、克士的《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是回顾与鲁迅接触时的一些事情，朴实真挚，字里行间充满着敬仰、怀念的气氛。尤其是《忘记解》，解忘记却对鲁迅处处都不能忘记。并登载戎戈作木刻《鲁迅像》一幅。《周报》还刊出过力扬的报道《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第九期，11月3日出版）、丁玲的回忆录《开会之于鲁迅》（第十四期，12月8日出版）等。不到一年，《周报》因“反专制、要民主，反内战、要和平”而遭政府当局下令禁止，于1946年8月28日停刊，共出版五十期。 1945年8月16日，《文汇报》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迅即复刊。9月6日，副刊《世纪风》复刊，仍由柯灵主编，同时又担任《文汇报》主笔、副刊主任等职务。10月19日逢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世纪风》刊出林星垣的《关于鲁迅的文献》、杨霁云的《写于鲁迅先生九周祭前》两文，并戎戈作铅笔画《鲁迅先生活在青年群中》一幅。林文关注搜集鲁迅研究文献的问题，及时地提出“除了先生本人的著作和译述等遗产以外，一切属于记述和纪念先生的文字和史料，都值得我们的保存和整理，以供研究”，并对已经出版的一些重要的鲁迅研究文集作出评价。10月21日又发表唐弢的《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记述十几年前在上海古益轩菜馆与鲁迅的那次初面情景。作者善于抒写，使一个慈祥、博闻而又充满风趣的“永远年轻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又不失时机地对鲁迅作出一些深刻的评价，如“鲁迅先生的所谓骂，其实是揭发时弊，袭击形象的意思。和粪帚式的随意糟蹋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鲁迅的灵光》（11月1日，鲁逵）等文。 1946年10月，柯灵主管的《文汇报》的三个文艺副刊隆重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从17日至20日连续四天推出五个专版。《世纪风》（1946年起由柯灵、叶以群、陈尚藩共同主编）10月17日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刊出《鲁迅先生的几封信》（上，靖华）；10月20日继续刊出《鲁迅论文艺批评——鲁迅文艺论之一》（何斡之）、《鲁迅和我们同在》（沫若）、《鲁迅先生的几封信》（下，靖华）、《要继承鲁迅底文艺传统》（萧军）、《鲁迅的小说与时代》（艾芜）。《世纪风》以外，副刊《笔会》（唐弢主编）10月18日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专辑”刊出《鲁迅回忆录》（连载一，雪峰）、《怀念鲁迅先生》（萧蔓若）；10月19日继续刊出《做“杂文”也不易》（集外遗文，鲁迅）、《在可感的道路上——鲁迅先生的面影》（薛汕）、《鲁迅回忆录》（连载二，雪峰）。副刊《文化街》10月19日刊出《鲁迅与版画》（晦庵），以及有关鲁迅的出版、书评、照片等。与《周报》被封的原因相同，《文汇报》于1947年5月24日被迫再度停刊。 1949年6月21日，《文汇报》再度复刊。柯灵担任副总编辑、副总主笔并主管副刊，不久又担任总编辑、副社长的更高职务。10月，《文汇报》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盛况空前。19日，第2版社会新闻版发表社论《纪念中国人民文豪鲁迅》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论鲁迅》。第3版副刊《文化广场》刊出《鲁迅先生和青年的通信——纪念先生逝世十三周年》（胡今虚）、《鲁迅对自己译著的订正》（寒山），并消息《苏联将印鲁迅全集》、照片《鲁迅墓，墓边从右至左是海婴，许广平，茅盾，罗果夫》（1947年10月19日摄于虹桥万国公墓，李曙）和版画《可诅咒的年代》（陈烟桥）。第5版副刊《磁力》组编“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刊出《诗人鲁迅》（罗稷南）、《鲁迅与讽刺文学》（蒋定猷）、《鲁迅与法捷耶夫》（董秋思）、《鲁迅先生与美术》（丰子恺）、《〈鲁迅全集校读记〉前言》（孙用）、《以肃清残余的黑暗势力来纪念鲁迅》（钦文）、《谈〈毁灭〉的中译本》（风子）、《鲁迅先生，笑吧！》（孔另境），并版画《鲁迅——革命文艺的启蒙者》（陈烟桥）、《鲁迅的方向》（企范），及影印件《鲁迅先生手迹之一》。20日，第3版社会新闻版大幅报道北京、上海的鲁迅纪念活动，在上海鲁迅纪念会上的《潘副市长的致词》《苏联作家西蒙若夫的演讲词》，以及文艺评论《鲁迅名作的搬演：“无常”“女吊”在舞台上》等。21日，第5版副刊《文艺界》刊出《先学习鲁迅先生的“真”》（魏金枝）、《鲁迅先生十个周年祭志略》（梅林）、《谈谈鲁迅和杂文》（张怀瑞）、《“洞若观火”——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许杰）等。 五有关背景、过程和特点 柯灵说：“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对人世的爱和憎。”② 在他全部的创作和编辑活动中，一方面，鲁迅的思想、人格和文学创作深深地影响和指引了他。另一方面，他矢志不渝地学习鲁迅，继承、捍卫和发扬鲁迅精神，编辑鲁迅研究文献是其中之一。 在柯灵的编辑生涯中，其编下的鲁迅研究文献是重要成就之一。其过程则体现了长期性、连续性和艰苦性，在鲁迅研究史上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一是所谓长期性：从1934年起，鲁迅生前起，便始编鲁迅研究文献。直至1953年离开《文汇报》和报界，期间近二十年，一直编辑报纸杂志，近达二十种。在大部分的刊物——尤其是《大美晚报·文化街》《铁报·动与静》《明星半月刊》《民族呼声》《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早茶》《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周报》——的编辑工作中，坚持推行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编辑方针，编发新文学传统的杂文、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理论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发鲁迅研究文献。二是所谓连续性：从抗战前，中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解放后——除了环境不宜，在上海沦陷时期侵略统治环境下主编商业性、通俗性文艺杂志《万象》一年多，在香港殖民统治环境下主编香港版《文汇报》市民和服务色彩的副刊《彩色版》《社会大学》一年——几乎连续不断地编发鲁迅研究文献。尤其是上海“孤岛”时期，“《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顽强地延续了一条抗日的、新文学的文脉和薪火。编发鲁迅研究文献的成就和意义，也以这段时间、这些刊物为高。三是所谓艰苦性：30、40年代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黑暗的年代，在占统治地位的租界英美法殖民势力、日本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反共势力的共同压迫下，柯灵编下的文艺刊物推行新文学、特别是鲁迅的文学和精神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抗战时期，《文汇报》在英国殖民势力胁迫下停刊，《大美报》因发行人被敌伪血腥暗杀而停刊，在《草原》则因受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不断排挤而被迫离开。但其中又可看到柯灵顽强的战斗，《世纪风》停刊后新建《早茶》、《浅草》，《浅草》停刊后又建《草原》。期间，“孤岛”时期，他被汪伪政府列入公开通缉的黑名单。沦陷时期，先后两次被日宪逮捕入狱，后一次受严刑拷打几乎致残。解放战争时期，新建《周报》、重建《世纪风》，《周报》停刊后坚持在《世纪风》，又新建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新民晚报》副刊《十字街头》，直至在上海《中央日报》被以亲共名义清退，《文汇报》、《新民晚报》被迫停刊，而遭国民党特务追捕，在上海东躲西藏整整一年后避走香港。 柯灵编下的鲁迅研究文献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不时推出“特辑”、“专辑”、“专刊”。积极约稿，集中编辑、刊发，以加强捍卫、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声势、力度和影响。其二，鲁迅逝日如期编发纪念文。柯灵在编时，逢10月19日都如期推出鲁迅逝世纪念“特辑”。纪念是广义，对鲁迅的学习、回忆、评价、研究等都在内。其三，有关文章和作品的体裁、样式丰富多样。论文、杂文、特写、通讯、回忆录、纪念文、出版消息，以及照片、木刻等。其四，大多属短小精悍的报纸文学、文章一类。柯灵主要编报纸的文艺副刊，有限的版面又要尽量多刊载篇数，篇幅一般短小，而要求观点新颖、鲜明，开门见山，论述、行文简洁，点到为止。其长处又在于发表及时，富于动态，特别适宜于有关鲁迅的消息报道和论争展开等。若是较高思想、学术和文献价值的长文则予以连载。 关于柯灵出版有关鲁迅的作品集。1946年4月，柯灵创办上海出版公司，并出任负责人。与鲁迅有关的：重新出版经过校勘改正的、质量更高的鲁迅编《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引玉集》，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首次出版《鲁迅日记》影印本24册，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以及景宋的《遭难前后》、丁聪的《阿Q正传插图》等。上海出版公司属下拥有三本杂志：《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其中的《文艺复兴》，柯灵请来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第二卷第三期（1946年10月1日出版）发表《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小说中的妇女问题》（李广田）、《十周年祭》（许广平）等十一篇鲁迅研究之作。 “柯灵与鲁迅”是鲁迅研究范畴内的应有之题。柯灵对鲁迅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许多的、重要的成就和贡献，应成为鲁迅研究史予以关注的一部分。除了“柯灵编辑鲁迅研究文献”外，还有“柯灵的鲁迅抒写、评价和研究”、“柯灵的‘鲁迅风’杂文”、“柯灵与《鲁迅全集》出版”等。 注释： ①② 《柯灵文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90、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