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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文化、教育、心理的多重作用，海内外的相互影响，整理国故成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 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它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 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围绕整理国故展开的论争与泥古派、疑古派、释古派的相互冲 突、相互竞争使这一思潮充满了张力。整理国故对于民间材料的重视与方法论的探索，至今 仍给人以启迪。 “整理国故”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包含着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丰富 信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该予以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学 术界以简单化的否定代替了实事求是的辨析与评价，将其看作胡适等人退婴的表现，认为其 中隐含着诱使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企图，与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站 在了一起。8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整理国故的价值，予以肯定（注：如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1989年2月作），收《中国现代文 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6月第1版；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6卷，近现代文学编，现代文学（上），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只是整理国故的动因、建树及其历史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分析与评价，它同 当前学术建设的联系也值得思考。 一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说成是胡适发起的。实际上，新文学阵营较早注意 到国故问题的是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在介绍与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时， 就 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介。第1卷第4号上，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比 起后来胡适、梁启超为青年开国学书目要早上4年。文章末尾，傅斯年指出，“中国学问不 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 究。”他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视为应做的事业。这可以看作新文化阵营整理国 故 的发端。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毛子水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文中 ，尽管在总体上对国故的评价偏低，但还是认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一国的学术史和 一国民族的历史，无论重要不重要，在世界学术上，总算占了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便可以去 研究它。”通过研究，“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狠发达的缘故，我 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傅斯年在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 他还对毛子水的过分贬低民族传统有所修正，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而“中华国 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国 故的整理与发现，将给世界学术增光添彩亦未可知。但他认为研究国故与输入新知，二者的 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胡适则高屋建瓴地将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输入学 理”一并当作“再造文明”（注：“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的手段，视为新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将其纳入到新文化 发展战略中来，并予以重要的位置。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等篇中，对整理国故的意义、原则及方法等做了深入的阐释，并在《红楼梦》等小说考证 、白话文学史、古代思想家以及禅宗史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开风气之先的业绩。 整理国故虽经新潮社与胡适自1919年即开始倡导，但是，要等学校与文坛上白话文确立正 统地位之后，新文化阵营才有余裕解决这一课题，所以整理国故形成热潮还是1923年前后的 事情。这一脉络，从作为新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上，即可见一斑。第12卷第1号刊出的 《改革宣言》中，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因而把它与介绍西洋 文学变迁过程并列为“研究”栏目的内容。在后面提出的“二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说“ 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 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但在最初两年，《 小说月报》整理传统文学的内容并不多，到了1923年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第14卷第1号除了 在头条位置发表郑振铎的长篇文章《读毛诗序》之外，还开设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 栏目，内收6篇文章。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提出整理国故的两个理由 ：一是改革社会的文艺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新旧文学的差异；二是要告诉人们，“新文学运 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 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 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顾颉刚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 度》中，批评一些人“以为新与旧的人截然两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两种：研究了国故就不 应再有新文学运动的气息；做新文学运动的也不应再去整理国故。所以加入新文学运动的人 多了，大家就叹息痛恨于‘国粹沦丧’了。他们不知道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雠对垒的两处 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 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 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这一期仿佛《小说月报》走上整理 国故舞台的亮相，此后，在“读书杂记”、“研究”、“国内文坛消息”、“选录”等栏目 ，传统文学方面的内容明显多了起来。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开始，郑振铎发表《中国 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介绍秦代以来中国作家的生卒年、史料出处、身份、出身、经历 、性格、主要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改变了以往只有外国作家传略和 “文学家研究”栏目中只对外国开放的偏枯现象。与整个编辑思想的变化相关，第15卷第1 号的插图中有《现存一千二百年前的杨惠之的塑像》四幅，这是《小说月报》改革以来第一 次刊出中国古代艺术图象资料。第15卷第6号屈原像上了封面。第16卷第1号有沈雁冰的《中 国神话的研究》，第15卷第1号开始连载的郑振铎《文学大纲》二十九章中，中国传统文学 占了十一章。1926年6月，读者早有呼声、编辑部筹划多时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作为 《小说月报》第17卷的号外出刊。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杂志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传统文学的整 理，分上下两册，约80余万字。作者阵容强大，既有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垣，又有新文学作 家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滕固、许地山、欧阳予倩、 汪仲贤、钟敬文等，还有新进学者陆侃如，以及外国学者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 从《中国文学专号》的作者阵容可以看出，在整理国故上面，新派与旧派的界限模糊了。 所谓新派与旧派，本来都是中国文化之子，不过对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路径的设 定不同而已。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与承传者，与中国文化有着割不断的 血脉联系。在内心深处，知识分子是把文化同民族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近代以 来，列强以大炮轰开国门、中华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之后，在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中国 文化更是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并且具有了民族认同的政治意义。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 》 ，其动机就并非单纯的文化兴趣，而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创办者把“钩元提 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的“存学”之举与“保种爱国” 联系起来。刊物前面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画：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神农、黄帝、舜帝、 尧帝、夏禹、商汤、仓颉、文王、武王、周公、许慎、郑玄、伏生、董仲舒、朱熹、陆九渊 、王阳明、陈白沙、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等。在这里，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与 创造中华基业的帝王一并成为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的象征。1915年国学昌明社创刊 的《国学》杂志，编者倪羲抱在《序》中即表明为保存“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而办，第二 期又论述“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章太炎之所以几十年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国学，并先后 在东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授国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国粹”可以激发民族精神 ，不管革命如何剧变，文化传统必须保存（注：参见汪荣祖：《章炳麟与中华民国》，收《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7月第 1版，第63页。）。于右任在给章太炎的唁电中有“以治史树民族 精神”一句，可谓知人之论。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心理内趋力，既植根于文化传统的深厚的生命底蕴，又缘于民族身份 认同的焦虑。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不能设想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会建立在彻底 决裂的文化立场之上。当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之际，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激进者难免对传统 文化有些偏激之词，甚至在语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这使一些人感到震惊与恐惧，情不 自禁地以传统文化的护卫者与继承者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1919年1月成立的国 故社，于同年3月出版《国故》月刊，即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1922年1月创刊 的《学衡》杂志也标榜“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保守、迟钝、迂 执的另一面，不无对传统文化忠贞不二的可爱之处。保守派对传统文化的极力维护，对新文 化阵营及时调整文化战略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一个切近的例证就是：正是在《国故》的 逼促下，《新潮》才正式提出了整理国故。也正是在互相驳难的过程中，新文化阵营整理国 故的思路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宽广。胸襟博大的蔡元培，面对林纾对“尽废古书，行用土 语为文字”（注：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的猛烈抨击时，在申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同时，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 北大教学中的重要位置与新文学倡导者的深厚古文造诣。这不能仅仅看作论战的策略，而是 的确道出了实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其精神结构重要因子的激进派，即使在反传统时也在从 传统汲取力量，当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在感受了迎接异域文化的新奇和破坏旧文化的快 意之余，他们不能不感受到文化认同的困境，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困惑便与此有关。 激进派渐渐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虽然可以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与启迪下发生革命性 的飞跃，但不可能离开传统底蕴的支持，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新文学新 文化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向民族传统回溯。传统文化丰富而复杂，要明了其发展历史与 本来面目，弄清究竟何者可资继承借鉴、发扬光大，何者可以与西方文化沟通、融会，何者 属于糟粕必须屏弃，何者是被旧势力曲解利用需要还原重构，则要费一番整理的功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促使西方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中 国人从中受到鼓舞与启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便见得出整理国故得到了来自西方文 化动向的助力。他一方面批评盲目自夸说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的固步自封者，另一方面，也 不满于那些沉醉西风者，“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 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要 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 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 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注：引自《欧游心影录》中的《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3月。）。1920年3月欧游归来，梁启超全力投入到整理国故的学术建 设中去，出版了《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 《大乘起信论考证》、《陶渊明》，完成了《儒家哲学》等著作自不必说，仅1921至1922年 两年间，就应京、津、沪、宁、济南等地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讲演中国文化学术， 在200次以上。 梁启超晚年学术建树之多，动力之一是教育事业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个案，整理国故之所 以形成气候而且硕果累累，同大学学科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 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了系统地输入与研究西学，通彻地整理国学，大学纷纷成立研 究机构，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20年代初，全国有1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国学门（系）或国学专修科。1920年夏，北京大学研究所重组为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四门，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培养了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商承祚等出色人才。 1925年调整后的课程，三类中专有一类（C类）说明为“关于整理国故之方法者属之”，其中包括必修科目：中国目录学、中国校勘学、中国古礼学、中国古乐学、中国古历数学、仔国古器物学等（注：⑥参照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1998年4月第1版。）。东南大学于1922年10月成立国学研究会，国学院于1923年制定了“整理国学 计划书”，规定成立“以科学理董国故”的“科学部”和“以国故理董国故”的“典籍部” 。清华学校一则为提升清华程度，实现学术独立，为“融会中西”打基础，二则为改变校内 外对清华忽视中国文化的印象（注：参照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2-283页。）于1925年设立国学研究院。首批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 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后来又聘梁漱溟等任教。课堂演讲有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尚书》，梁启超的《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赵元任的《方言学》，陈寅恪的 《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李济的《民族学》、《考古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 有王国维的《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哲 学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通史》、《中国 史》、《史学研究法》，赵元任的《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 陈寅恪的《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的《中国人种考》等27个 科目，细目则有37种。至1929年，招收74人，除2人退学与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 ，其中有姜亮夫、姚明达、王力、徐中舒、陆侃如、杨鸿烈、谢国桢等，成为国学研究的一 支生力军，同时推出涉及多种学科的成果。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的意义不止于国学研究本身 ，而且对于这所特殊背景的学校里，中国文化中国教师从受歧视到受重视、直至从留美预备 校向大学体制的转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学文学专史课程的设置为教员与学生提供了 系统研究与学习的契机，鲁迅对国学素有浓郁的兴趣，但多为以浙东为空间横轴、以魏晋为 时间纵轴的性情之举，然而1920年8月被聘为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兼职讲师之后，则于同 年11月开始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上下两卷先后于1923、1924年正式出版，填补了中 国小说无史的空白；《汉文学史纲要》则是1926年起在厦门大学等校的授课讲义（注：1927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 称《汉文学史纲要》。）。与此相 同，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不少都是大学教育助产的宁馨儿（注：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923年10月）等。）。与大学教 育相应，各类学术刊物纷纷问世，提供了发表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如北大的《研究所国学 门月刊》、《国学季刊》，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国学研究会讲演录》及国学丛书， 清华的《国学论丛》、《实学月刊》及教授主编的丛书（注：如国维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陈寅恪《大宝积经论》、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等。），燕京大学的《燕京季刊》。受此 影响，有的报纸也开辟了副刊，如《民国日报》的“国学副刊”等。 由于文化、教育、心理的多方需求，新旧各派的共同作用，海内外的相互影响，整理国故 成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 系·史料索引集》等，仅文学方面的专著就有二十余种。整理国故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民 族文化传统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不是几个人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个人行为，而是诸多文化 派别的共同行为；不是什么人借此来阻碍新文化乃至社会改革的消极性策略，而是文化转型 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无论是就民族心理而言，还是从文化演进来 说，整理国故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 由于国故本身的复杂性与人们对待国故的态度及方法的差异性，整理国故一直伴随着种种 矛盾与冲突。历史的发展常常无法摆脱左右摇摆的困境，当需要廓清迷雾、开辟新文化道路 之初，难免有偏激的反传统；而当通过整理国故向传统回溯时，又出现了过分夸大国故作用 的倾向。胡适为清华学生开出了列有183种书目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注：《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引得 一时间开书目之风大盛，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列出书目150余种，指定 其中25种以上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称“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李 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列有370余种；陈钟凡的《治国学书目》开出400余种。复古派趁机老 调重弹：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之类为国学，要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揭出“六经以外无 文”的旧招牌，叫人到经书里寻求文章的正宗；夸耀欧人之学中国皆有之，不必舍近求远； 京沪等地还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等等。新文化阵营对此作出迅疾反应，有的为“国学”正 名（注：参见《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群学出版社1927年版。），以防鱼目混珠；有的则对整理国故的必要性、现实性及过分夸大，予以尖锐的质疑 。一是在激烈者眼里，“整理国故者‘貌似阳虎’”遂“以‘思想复辟’目之”（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83页。）。陈独 秀讥刺胡适等“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自寻烦恼”（注：《国学》，《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甚至根本否定“ 国学（注：独秀：《国学》，《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作为名词存在的合理性。二是认为现在不是时候。吴稚晖主张先要建成“一个干燥 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 ，毫不嫌迟。”（注：转引自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13日。）茅盾虽然承认“‘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他认 为目前整理国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在白话文尚未在社会里取得 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多数做白话文者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 整理国故，结果是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 ”的流行病。对于社会上的复古运动，整理国故难辞其咎（注：雁冰：《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第122期，1924年5月19日。）。三是担心把青年引向复古。 周作人在《思想界的倾向》文中就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国粹主义勃兴局面表示杞忧。成仿吾批 评说，国学运动的“神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 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 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 基打稳”（注：《国学运动的我见》，1923年11月18日《创造周报》第28期。）。四是反对过高估计整理国故的价值。郭沫若认为，“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 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 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鲁迅也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艺术 ，“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 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注：鲁迅：《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1期。）曹聚仁反对“国故救国观”与“国故 救世观”，认为以此态度尊国故，治国故，“国故必永陷于万劫不复之深渊”（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质疑之 声虽然不无误解与偏颇之语，但也确有击中要害之处。到1926年夏，胡适也对“流风所被” 闹出的弊病深表痛心：“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 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 参考材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他为自己应负的责 任而表示忏悔，强调整理国故“重在‘整理’”，告诫青年“治国故只是整理往史陈迹，切 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瑰宝！”“这种死路，要从生路走起；那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决不能来 走，也不配来走！”（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正是在不同意见的不断交锋中，整理国故的定位与方向才越来越趋 于清晰与正确。 研究国故是多种文化派别的共同行动，但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步伐，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 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大致可分为泥古、疑古、释古三派。 20世纪初，邓实等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国粹学报》宗旨，章太炎借国故倡导民 族主义，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国学研究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些 转而投身新潮之中，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钱玄同；有些则基本上因循旧轨，对新文化运 动持反对态度，如刘师培、黄侃。若单从《国故》月刊第三期的张煊文章《驳新潮国故和科 学的精神篇》来看，国故派的主张未可全然否定，如：国故中亦有科学；国故在四万万人心 中依然生存，“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 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执国故以排欧化，持欧化而蔑视国故 者，病正同是”；他把研究国故，比喻成“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认为国故与欧 化“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排斥”。但从《国故》月刊及其同人发表的其他成果来看，多为版 本校勘、真伪考辨、错简订正、修辞及用语分类、字义辨析、音韵举例、经典引申等，基本 承袭传统，少有对西学的借鉴，以朴学功底见长，而个性化的创新不够。《国故》月刊甚至 在形式上也恪守旧例，文字竖排，有的用句读，有的通篇不用一个标点。从孟真（傅斯年）在 《新潮》第1卷第1号上对后来列名为《国故》特别编辑的马叙伦的《庄子札记》的批评中， “泥古派”的弊病即可见一斑，“故训”之弊有：（一）抄录成说，而不附以解证；（二）解证 不见条理与新见；（三）驳某说时，没有独立而明确的根据；（四）语涉博物时，只有异名罗列 ，而不说到底为何物；（五）谈及地理，则放之荡之。“玄谭”则满篇玄旨，失之笼统。毛子 水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强调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能去研究，才能使国故学成为 科学，否则，反倒要受害。他批评国故派追慕国故，以国故的方式对待国故，确为切中要害 之论（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4号）、《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2卷第1号）。）。傅斯年在编后《附识》中，也认为“追慕国故”愚不可及，本着一切以古义为断 的“大国故主义”行下去，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由于国故派在新文化背景下显得势单力 薄，未能成什么气候，对社会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可言，但态度与方法的双重保守却严重限制 了其自身的国学建树。 胡适虽然承认清朝朴学方法有“暗合科学”之处，但在他看来，朴学暗含的科学方法还是 “不自觉的”，整理国故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借取西方自觉的科学方法。他以杜威的实 验主义、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及历史进化论烛照并融会朴学传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注：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国故学讨论集》第2集，第43页。）的方法论，就是这种烛照并融会的结晶。他主张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 的范围，把中国一切文化历史纳入国故学的视野；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 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期，1923年1月。）。以便“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 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 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注：《“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关于系统整理、溯源探流、精密考证、比较研究的主张 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程序设定，的确给整理国故运动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但更为重要的影响还是在于他所大力提倡的“评判的态度”（注：《“新思潮”的意义》。），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 定 一切价值”。本着这一态度，他对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 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古代学者的见解与方法，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进行了学 理性的“捉妖”、“打鬼”工作。他的考证功夫及其丰硕成果都建立在这种充满怀疑精神的 评判态度之上：有对文言文学生命力及其正统地位的怀疑，才有白话文学主体论及《白话文 学史》；有对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的怀疑，才有推出自叙传与后人补缀说的《红楼梦》 考证。胡适的怀疑精神与历史演进法直接启迪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其代表的 “古史辨”派，促成了影响深远的波及多学科的疑古思潮（注：《古史辨》第1册问世一年间重印近20版，其影响可见一斑。）。 疑古思潮当然并非没有瑕疵，如胡适对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的判断，绝对化地否定了文言文 学的生命价值，也忽略了文学史上文言占主流的实际，当时即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今天以 历史主义眼光看来确有偏颇之处；顾颉刚最初训禹为蜥蜴（“禹是一条虫”），引起一片哗然 ，反对之声十分强烈，顾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假说。但是，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潮却有其不可替 代的特定历史作用。如果远溯历史，疑古可谓自古有之，自汉代到清末，今文经与古文经之 争便带有一点疑古辨伪的意味。但古代的“疑古”，除了李贽、黄宗羲等屈指可数的异端之 外，大多是争正统，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潮则不 然，它向素来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经典、礼教乃至中国古史系统发起全面挑战，引起了强 烈的文化震动。而且由整理国故推向高潮的疑古思潮，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情绪色彩浓 郁的批判，而是在学理性的考证、辨析、论证中不断推进的。疑古思潮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 位，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了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 念，打破了伦理、文学等方面的许多陈旧观念与学术范式；从而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寻找历史根据的空间。 如果说胡适代表了疑古派的话，那么，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人则是释古派的代表。同为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个超乎学术流派之上的特殊人物。他早在20世纪之 初就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史界革命”，致力于新学的介 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前驱之一亦不为过。他在20年代的学术撰 述，虽然雄风犹在，且愈加成熟，但与胡适等新锐相比，则不以疑古见长就在情理之中了。 称王、陈为“释古派”，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怀疑精神，事实上，他们在运用西方科学方法 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时，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对传统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只是他们不主 张、也不赞同胡适那种立论的方式、咄咄逼人的姿态与功利主义诉求。胡适虽然说过做学问 不当先存狭隘的功利观念，而是“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 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 发现 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新潮》第2卷第1号。）。但实际上，其追随者姑且不论，连胡适自己也不能完 全摆脱功利主义诱惑，有时为了立论或“打鬼”等需求，求证变得不那么小心起来。陈寅恪 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把批评锋芒指向了胡适等人：“今日之墨 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 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注：《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248页。）此语虽然显得有些尖锐，但的确切中了要害。陈寅恪把自己同“号称整理国故”者区别开来， 显然是在态度及方法上不愿与疑古派苟同的缘故。胡适十分自得、而且影响巨大的“十字真 言”，在陈寅恪看来，颠倒了应有的程序，假设在先，便有先入为主之嫌，考证的科学性难 以保证。他接受了德国兰克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坚持从史料出发，如实地说明历史（注：参照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8页。）。如果说疑古派勇于证伪、不惮于破坏旧物的话，释古派则更倾向于证实，乐于以创造性的 劳作填补学术空白。清华最初作为留美预备校而创办，与一般学校相比，外国教职员和西学 课程比例较大，因而借鉴欧美学者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实证方法，对中国文化作精密与系统 的研究，成为国学研究院的浓郁氛围。陈寅恪学问渊博，造诣深厚，属大器晚成之人，学术 成果多在30年代以后。整理国故运动期间，最能代表清华释古姿态的要数王国维。很难指出 王国维对于旧物破坏了什么，但很容易说出他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业绩。他早年的《 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即已见出叔本华哲学等西方影响，晚年把 西方实证科学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融为一体，做出了新的开拓。他利用甲骨文、古器 物及其铭文、简牍、古写本等考古新发现，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了取地下之 文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除此之外，他在方法上的贡献还有如陈寅恪 所指出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 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不仅在西北地理和元史、甲骨学、殷商史等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建树，而且在现代 学术方法论亦有突出的贡献。 泥古、疑古与释古的分野，是不同文化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期对待国故的自然选择 ，每一种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每一种对于整理国故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正是在众多派别的 相互冲突、相互竞争与共同努力之下，为中国学术（学科与范式等）的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为此，杨杏佛才说“自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来，惟整理国故一方面，略有成绩”（注：原载《学灯》第5卷第6册第27号，转引自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 三 无论从学术史的奠基作用着眼，还是就其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遏制而言，抑或从其对新文学 、新文化发展的促进来看，整理国故都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几十年间之所以评价偏低，究 其原因，一个就是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在作怪，对历史不做真实的、全面的还原，自然也说不上 明彻的、深刻的透视，只是抓住一点较为显眼的特色，予以本质化，以偏概全。再一个是绝 对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在起作用：既然革命高于一切，而整理国故有引导青年脱离现 实斗争之嫌，那么当然应该否定；既然传统是落伍的，而整理国故对传统有所肯定，自然应 该置于排斥之列。今天，我们应该本着历史主义精神，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予 以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价；同时，也应该进一步思考整理国故留给今天的启迪。 整理国故的对象不止于地上地下的古书、古物，也包括口头承传的民间文学与存在于日常 生活中的民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们所属的歌谣研究室，仅1922年12月到1923年6月就收 集到歌谣3845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也用大量篇幅刊登歌谣、传说及研究文章 。五四时期重视民间文学，一则与平民主义思潮有关，二则新文学急于从最初来自民间的古 代白话文学寻找立足的根据。现代学术经过将近百年的积累与磨炼，如今在相当成熟的同时 ，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沙龙化色彩，学术对“活”的对象的关注出现很大的落差。学术研究 如果长期中断与现实生活、民间生活的联系，会变得老气横秋，精致化的同时会逐渐走向僵 化。整理国故运动中，长于考证的传统朴学方法，形形色色的西方学术方法，都有人使用， 融会贯通的创新也有人尝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淘汰了“四大奇书”、“才子书” 等旧概念，而承传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小说类型概念，在此 基础上会通熔铸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小说类型。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 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 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 （注：参照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整理国故的实践已经证明，国故不只应该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烛照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 观照自身的光源成分；但无论是朴学，还是西学，没有能够切合一切对象的方法，最好的方 法只能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在博取杂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充满个性的感悟与 智慧的提炼而获得。这样，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利用，也才有望早日建立 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世界学术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