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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庵。出身于古文经学世家。他少承先业，服膺汉学，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学术思想史的重镇。丁惟汾曾这样评价说：“（晚）清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刘申叔先生遗书》丁惟汾序）本文仅就刘师培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左传》研究为例，探讨刘师培学术思想的特色。 一、刘师培《左传》研究的背景与倾向 晚清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今文经学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敏感的学者有感于乾嘉考据学沉迷于训诂，丧失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心，试图通过反省经学的精神实质，而重新树立学术研究的经世精神。如魏源就曾指出，乾嘉学者虽然以汉学相标榜，自认为得孔学真传，但他们最多只涉及了东汉许（慎）郑（玄）之学，至于西汉之学，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西汉经学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皆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聚。”（《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古微堂外集》卷一）所以乾嘉之学并不能代表孔学的精神实质。要弥补乾嘉学说的不足，就应该对西汉经学进行研究。 西汉经学的主流即董仲舒等人的今文经学，也就是古文经如《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还没有产生重要影响、没有取得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时的学术思想。今文经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孔子视为有独特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的大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经过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提倡，到十九世纪中叶，经学研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的一些区别。1886年廖平著《今古学考》，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今古文的不同之处，揭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最大不同在于二者所说制度的不同。今文经以《王制》为主，古文经以《周礼》为主。《周礼》是周公的法典，而《王制》则是孔子对新制度的设想。古文经代表孔子早年的思想，有“从周”之意；而今文经则代表孔子晚年的思想，有“因革”之意。1887年，他又把上述观点进一步表述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而今文经则各经完备，皆是孔子改制之作，典型地表述了孔子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年写成《礼运注》，1891年印行《新学伪经考》、1892—1896年写成《孔子改制考》等，明确提出：古文经学皆刘歆伪造，自东汉以来的学术都是孔学的异端，孔学的真传在于自孔子到西汉末年的今文学，其最集中的体现即《春秋》，特别是公羊传中“存三统、张三正，异内外”的三科九旨，反映了孔子对历史过程的系统看法以及他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设想。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面对着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迫切感受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为了抵御外侮和改良政治，又都需要从思想上找证据。而反观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大多数知识分子囿于积习，把大量精力花在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考证之上，无法从学术中看出经也致用的意图。因此，他们求助于今文经学。而对今文经学的提倡，又主要体现在两个重点：首先是高扬学术思想的经世性和创造性，把孔子打扮成为“改制”的素王，从而批评乾嘉汉学的学风；其次是发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即攘夷和改制，为现实政治问题谋求解决方法。这一点连康有为等人的政敌朱一清也看得很清楚，他曾说：晚清之所以有公羊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良由汉学家琐碎而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童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经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胡仕榜问董胶西明春秋》《无邪堂答问》卷一）今文经学谈攘夷以御外侮，谈改制以拯救政治，谈学术的创造性以扭转学风，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矫枉也有过正。从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看，并不见得古文经学毫无是处。以《周礼》和《左传》为核心的古文经学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政治思想。它同样是孔门弟子乃至儒家后学的著作，它同样反映着儒家学派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反映着儒家学派的天道观和历史观。既使它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与今文经有一些区别，那也不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因此，廖平、康有为等把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观点发展到极端，完全否定古文经的学术价值，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刘歆的伪造，甚至说刘歆为了伪造古文经，还不惜窜改了《史记》诸书，认为那些可以印证古文经中的典制仪礼的古器物也是刘歆的伪作，显然有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容易引起某些学者的反感。如陈澧（1810—1882）在今文经学潮流产生初期就曾指出：近儒尊汉学，不讲义理，不讲汉学的精神实质确实不对，但并不是说郑玄结合今、古文经所阐发的经学本身没有义理，从学术史角度看，郑玄诸经注“无偏无弊。”（《东塾读书记》卷一）相反象刘申受（1776—1829）《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所阐发的义理，倒不能得学术史的真理。他说：何休《公羊解诂》“多本于《春秋繁露》”，而“《春秋繁露》云王鲁、绌夏、新周，故宋”，“公羊无此说也”（《春秋三传》同上书卷十）。也就是说何休公羊说由于受董仲舒的影响，所阐发的义理与公羊本来面目不符。而刘逢禄又把何休的公羊义发挥得更不符合公羊的真实。 陈澧之后，有章太炎，也对廖平、康有为等人的学术观点采取了批评态度。章太炎于1891—1896年间，曾集中精力对《春秋》和《左传》进行研究，写成《春秋左传续》一稿，后来也一直未中断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在整理《左传》源流，比较秦、汉典籍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从学术角度看，古文经学有其独到的价值。《左传》并非刘歆伪造。而廖平、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既不符合经学的原貌，也不符合中国文化思想的实质，具有“以类例断成事”、生搬硬套，把具体历史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也有学风不扎实，无征而信的毛病。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刘师培这位经学世家子弟，受过古文经学熏陶和长期学术训练的学者，很快感受到晚清经学研究的焦点，很快洞知怎样找到问题根本解决的途径。他一生致力于古文经学的阐微和疏通，试图在今、古文经学所形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全面揭示古文经学的精神实质，从学术上还今、古文经学的真实。 二、《读左札记》与刘师培关于经学的基本思想 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杂志上连续发表《读左札记》，以研究《左传》为核心，第一次鲜明地表述了他对当时今、古文之争的态度。 首先，他驳斥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左传》的诬蔑。 长期来《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作为解释《春秋》的著作。三书各有特色，《公羊》《谷梁》二传以解释《春秋》的义法为主，主要是依据《春秋》原文以发议论，属于史论一派。而《左传》则是一部历史著作，长于叙事，不仅叙述政治、军事，还涉及经济和文化，内容远比《公羊》、《谷梁》丰富而翔实。由于《左传》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先后为之诠释的有贾逵的《左氏传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等等。但自汉末以来，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即有争议。到宋明时期，象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孙觉的《春秋经解》、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大都认为《左传》叙事虽详，解经多背离儒家正统观念，主张依据己意，直解《春秋》。而晚清今文经学则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不是孔子的思想。 刘师培认为：左传并非刘歆的伪造。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左传》在刘歆以前就有传承。他说：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为伪书，而刘氏申受则以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铎氏春秋》相同，别为一书，与《春秋》经文无涉。然《史记·吴泰伯世家》云：予读古之春秋……即指左氏传言。又《汉书·翟方进传》言方进授《春秋左氏传》。若以《晏子春秋》、《铎氏春秋》例之，岂《晏子春秋》亦可称《春秋晏子传》，而《铎氏春秋》亦可称《春秋铎氏传》乎？（《读左札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7册） 刘师培认为《左传》自成书以来，相传不绝如线，其中最重要的是荀子、贾谊、司马迁、翟方进等，怎么能说是远在他们之后的刘歆所伪造？ 刘师培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左氏春秋》所载史实和解经的语句在刘歆以前的各种著作中曾不断为人所征引。他说： 自刘申受谓刘歆以前左氏之学不显于世，近儒附会其说，谓《史记》所引《左传》，皆刘、班所附益。此说不然。观《淮南子》一书，作于景、武之间，在史公之前，而书中多引《左传》之文，如华周却赂（襄二十三年）、子罕献宝（襄十五年）咸见于《精神训》篇…… 《吕览》一书多成于荀卿之手。荀卿为《左氏春秋》之先师，故《吕览》一书多引左氏之文。足证秦火以前，左氏一书久行于世。……盖战国之时，虽去春秋之世未远，然所传之事岐异甚多，惟左氏一书，本于百二十国宝书，记载较实，故战国学士大夫莫不尊为信史。此《吕览》所以多引其文也。若谓周代之世，左氏之书流传未普，则诸子百家何以无不杂引其文哉？（同上） 《左传》在史实记载中有许多独到的描述，而这些记述又不断地为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史记》所征引，如果《左传》是刘歆伪造，又怎么能够为上述诸书所征引？ 刘师培的上述两个证据较为准确地批评了刘歆伪造说的要害。 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刘师培也驳斥了左氏不传《春秋》之说。他说： 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汉书·刘歆传》），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晋王接遂谓“左氏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儒林传》），近儒武进刘氏，遂据此以疑《左传》。案：汉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佳，共为表里。《观周篇》，《孔子家语》篇名；（此真《家语》，非王肃所造之《家语》也）而引于汉人，且引于公羊经师，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固公羊家所承认矣。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刘向素以《谷梁》义难《左传》，而于《左传》之传授言之甚详，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又《谷梁》家所承认矣。（同上） 也就是说，《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曾经在非伪造的《孔子家语》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这种记载被西汉今文经学之公羊派所认可；而谷梁家还对《左传》学的流传脉胳作过探索，可见在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本身都承认了《左传》的解经地位。 刘师培还进一步分析《春秋》经与三传的关系，说： 《春秋》者，本国历史教科书也，其必托始于鲁隐者，则以察时势之变迁，当先今后古，略古昔而详晚近，则《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人。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之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故有左氏、谷梁、公羊之学。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惟所记各有所偏，亦所记互有详略耳。（同上） 因此，左传与公羊、谷梁传经方式的差别，直接导源于孔子弟子们记录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学术兴趣的差异，并不是只有公羊谷梁才是解释《春秋》的作品，而《左传》同样是解经之作。 其次，刘师培挖掘了《左传》的政治文化思想，证明它与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古文经缺乏孔子素王改制的经世精神，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政治理想。刘师培认为这不符合古文经学的面目。他说，就华夷之辨来看，“公、谷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僖二十三年传云：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传云：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此左氏传之大义也，亦孔门之微言也。”（同上）也就是说，《左传》一书也在解经过程中突出了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可以用来推御外侮。 至于今文经学所诩为独发的君轻民贵之说，刘师培也认为《左传》中比比皆是： 晚近数年，皙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庐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皙种所言忍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谷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是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予按隐公四年经云：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左氏传云：书曰卫人立晋，众也，以证君由民立，与公谷二传相同。又宣公四年经云：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氏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以儆人君之虐民，与公羊传之释莒君被弑，亦合尧符节。（同上） 因此，刘师培认为《左传》对孔子创法垂意的微言大义也知之甚深。故所谓左氏不知《春秋》之义的观点，是“真不知《春秋》之义矣夫！” 其三，刘师培还反省了人们对于《左传》产生误解的缘由，并提出了一些解决误解的方法。 既然《左氏传》本身并不违背《春秋》，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的误解？刘师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汉儒无完全之注，一因后儒斥为伪书。《左传》比《公羊》、《谷梁》内容赡富，而由于西汉时又未成为经学主流，一直没有人给它完整地作注解。东汉时，古文经地位的上升，《左传》也受到一定重视，但贾逵、郑众等虽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得以完整地留传下来。而杜预的《集解》，又受公羊、谷梁的影响，并不遵循《左传》的特点，穿凿附会，反而把《左传》引向岐途，丧失了自身的特点。后儒之所以把《左传》斥为伪书，大多是因为受杜预《集解》的影响，刘逢禄、廖平、康有为对《左传》的理解，也大多以杜预《集解》为凭据。刘师培说《左传》之义厄于征南，杜预不是左传的功臣，而是《左传》之祸首。 那么，怎么才能扭转对《左传》研究的不利状况？刘师培说： 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同上）所谓“礼”，就是说要研究《左传》阐述的礼典礼制。晚清今文经学认为《左传》所阐述的礼制跟《周礼》有相合之处，而与《王制》相异，刘师培认为这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看看是否与《王制》相背，如果相背，它体现了什么特点？而且，“左氏佚礼者能疏通证明，亦考古礼者所必取也。”所谓“例”，即《左传》的书法。《左传》有独特的书法，只有实事求是地去理解，才能把握《左传》的思想。而不能依照公羊、谷梁，照样画葫芦。所谓“事”，就是《左传》的史实。刘师培认为有必要理清《左传》所载史实的来源及其被引用的情况。他说，礼例事“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兴，若夫历谱地舆之学，治左氏者多详之，惟考证多疏，董而理之，殆后儒之责欤？”（同上） 可以说，刘师培所提出的关于《左传》研究的进一步课题，也是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左传》学自身的不足，很有学术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师培对于当时经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是，不蔑视不偏袒任何一种学说，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各种学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春秋左氏传例略》与刘师培经学思想的系统化 1908年，刘师培因为与章太炎小有龃龌，脱离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而投靠清政府。他的学术研究也由1908年以前的无所不学转移到以《左传》为核心的古文经学上来。1910年发表《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1912年写成《春秋左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6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略》，上述著作都体现了刘师培对《左传》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春秋左氏传例略》简明扼要，言约义丰。 刘师培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是在他详细地整理了两汉至东晋时期的左传学成果，实事求是地还原了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以前的左传学概况，并对它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汉儒左氏说，其较二传为密者，厥有数端。凡经书典礼，恒据本传为说，一也。据本传所志事也，以明经文书法，二也。据传例以说他条之经，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三也。引月冠事，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四也。据三统术，校经历明朔闰，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所食之月为主，据日以定分野，专以灾异系所分之域，与二传师说泛举时政者，疏密有殊，六也。（《春秋左氏传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8册） 如前所述，刘师培认为左氏学代有师承，自荀子、翟方进、刘歆到郑众、郑兴、贾逵、许慎等人，都以古文经学名家。刘师培通过爬梳上述大师们的观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注解由于受“家法”观念的影响，既使贯通其他经说，也不把其他经传的内容牵扯到《左传》上来。他们诠释《左传》的典礼，解释《左传》的书法都是依据《左传》的内容就事论事，因此也颇能得《左传》之真。而且，这些经师们在解释《左传》和《春秋》的灾异时，大都依据三统历，初步考虑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某些规律，比较准确地理解了春秋时期的天象把日、月食都基本弄清了，排除了大量的非科学的比附因素。同时，他们还吸取和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分野学说，把上天十二星宿与地上十二个区域相互对应，如果上天显示灾异，只从上天所对应的州郡地域去说明，也与公羊、谷梁泛泛而谈大有不同。 刘师培对东汉以前的左传说的评价，比起1905年《读左札记》来，要具体得多，也确实符合当时左传学的特点。它进一步证明刘师培在《读左札记》所提出的撰著《左传》礼、例、事三书的原则是正确的。 以汉儒左传学的独立性和相对科学性这两个基本特征为标准，刘师培还把视野延伸到东汉到三国时的学术领域，对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左传学也作了估价和整理。他说： 东汉左氏古义有附著他籍者，舍先郑（郑众）《周官注》，后郑（郑兴）群经注，许君（许慎）《说文》外，若马融《尚书》、《周官》注，卢植《礼记解诂》、蔡邕《月令章句》、赵岐《孟子章句》、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仪》《汉书注》、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采用传说，均有可证。其以子书采用传说者，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应劭《风俗通义》、仲长统《昌言》是也。又班彪、朱浮、杜标、冯衍、张衡、崔瑗、胡广之论，所撰文词，亦多传说，汇而集之，可以观其大概矣。 三国之时，若王朗、麋信、董遇、高堂隆、谯周之论，均通传说，其遗说稍具者，魏则王肃、孔龟、吴则韦昭，于经传之文均有攈摭，上与刘、贾义符。晋则皇甫谧、干宝、郭璞之俦，诠引经传，犹多古谊。（同上） 刘师培不但梳理了左传学的师承，而且还把这种师承延伸到杜预以前，这显然比起前期《左传》的研究来要显得丰满。并且，由于他泛考汉晋诸子百家之学，并善于从中发掘左传学的观点，使得左传学的阵营更加壮观。这一方面捍卫了《左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正确认识《左传》学的学术史真相。 这一时期，刘师培《左传》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是，他对《周礼》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使《左传》所阐发的礼典在礼制学术史上得到落实和确认。刘师培在1908年以后，曾经致力于三礼的研究，先后写成《西汉周官师说考》和《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据陈钟凡回忆，刘师培十分看重这几部著作，曾说：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扈，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尝。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寔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周礼古注集疏》二《陈钟凡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六册） 晚清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的一个证据，就是古文经以《周礼》为主，而《周礼》所阐叙的典制不同于《王制》。刘师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研究古礼从而比较王制与周礼的真伪，衡量它们的价值。他在对两汉左传学的发掘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对于《周礼》本身，也有一个还原的问题。在《西汉周官师说考》一书的序中，刘师培说： ……荀准《周官》，孟符《王制》，谊肇后师，爰及西汉，《王制》业昌，五经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学，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说始萌芽，发见《周礼》，以明殷鉴，新莽制法，模斯频；凡所阐绎，盖出子骏，斯时本经无说，通以《王制》，二书并文，莽传数见，虽地有赢绌，制弗揆齐，其它品数，推放并准。以浅知远，以浅持博，说有详略，例得互补，析二孤于九卿之中，别四伯于二公之外，斯其证也。东汉初业雅达聿兴，众师踵业于南山，景伯振条于虎观，比义会意，冀别莽说，櫫杙古学，立异今文，典无钜细， 概主劈析，后郑作注，稽业扶风，参综今学，附比移并，同事相违，疑炫难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师培服习斯经，于兹五载，窃以六代暨唐，惟宗郑说，随文阐义，鲜关恉要，西京逸绪，奥难见，顾鲜寻绎，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书，比次甄录，贾马诸说，亦间采刺《春秋》内外传，旁隶《大戴记》《周书》之属，以证同制；成《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虽复节族久绝，法数滋更，然故典具存，师说未替，辨迹溯源，咸有籤验。庶圣王之文具于簟席， 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 刘师培认为，复原《周礼》的真貌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周礼》晚出，至刘歆时才出现于学术界，而且又由于当时《王制》关于古代典制的影响，经师们都不可避免地有以《王制》叙《周礼》的倾向。这就需要学者结合《左传》古学，进行甄辨，而在甄别时，更应该对《周礼》还未走向学术领域时的西汉经师们所阐述的那些不同于《王制》的礼制引起足够认识。 刘师培认为，只要我们对西汉经师的礼制说进行甄别的话，我们还是能看到自战国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礼制学，而《周礼》更得古礼的原貌。他说： 昔仲尼闵亡道之陵迟，忧礼乐之不正，周流应聘，还辕邹鲁，制作《春秋》，约以《周礼》，就是非之说立动作之中，内而蒐狩尝，外而朝聘会遇，经有劝惩，佥与礼应，故班爵必首上公，书名弗遗三命，至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丘明作传，言必宗典，计数纤啬，概准六官，其所诠揭，尤在地域……（同上） 因此，既使晚清今文经学指责古文经学所说礼制与《王制》有异，也并不违背历史事实，丝毫也不能损害古文经学的价值。古文经学的研究也没有必要强我从敌，以自身学术的独特性而自我贬抑。 刘师培对三礼特别是《周礼》的研究使古文经学的特色得到保存，稳定了古文经学的阵营，使《左传》学也有了坚实的学术背景。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刘师培对经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孔子素王改制的问题。刘师培认为，根据汉儒治《左传》的认识来看，孔子是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改良愿望的思想家，特别是《春秋》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和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春秋》就是改制之作，是为后王垂法的作品，《春秋》一书并没有为后王提供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他说： 汉儒治左氏，以经有空王之法，不以经文有空王之称。以法即《周礼》故章，弗以属《春秋》新制。因素王而涉改制，是以今说殽古经也。因成周而斥素王，是以《春秋》非制作也。 后说以有为无，于经为抑，前说无而谓有，于经为媟。媟经抑经为失则均。”（《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明作篇》，《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8册） 他认为，孔子是对现实政治有独立主见的学术大师， 有谋求社会政治理想化的志向。正因为如此，不能把孔子所作的《春秋》当成是一部没有主体思想的历史记叙，不能绌经从史。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春秋》当成改制的法典。因为孔子不过是借历史事实来体现他的思想倾向，其中所记的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还是与《周礼》旧章相通的。 其次是经传关系问题。刘师培主要以春秋与三传的关系为例，论述了不同的传代表着解释经典的不同角度，都有某些合理因素。重要的是学者们应该深入理清各传的源流和独到之处，不能相互混淆，反而看不出各自的特色。比如《春秋左氏传》，它主要是从史法角度对《春秋》作了补充发挥，如果受公、谷二传影响，迷失了这一特点，把史例等同经例，则势必把史法也当成微言大义。刘师培曾以《左传》对《春秋》时月日古例的解释为例，对此作了生动说明。说： 诸儒游于公羊、谷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经传久远，本有其异义，犹当难通，况以他书驱合左氏，引二条之例以施诸无例之日月，妄以生义，此所以乖误而谬戾也。（《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7册） 《春秋》经中有的事件书有年月日时，有的不书，有的仅书年月日时，不记事，历来引起经师们的种种猜测，《左传》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有许多可取的观点，如贾逵认为春秋时十分重视天象，如果侯王不登台视朔，则不书时月，若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不书月，若视朔而不登台，则书月不书时，若虽无事视朔登台，则空书时月。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后来杜预却囿于公、谷二传，把日月时例简单化，反而不得《左传》的长处。 可见，刘师培通过对《左传》和《周礼》的深入研究，已经打破了家法的制约，比较客观地面对经学内部的流派及其传衍，他提出的经学观点，有助于后人超越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对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