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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周代就有对民间文艺的收集工作。据《礼记·王制篇》记叙：“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有“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这样一段叙述：“古者诗三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这里所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入的305 首作品，就是从当时周王朝派人到民间采风，对收集到的3000余首诗歌经过整理，由孔子于公元前484年编选而成的。其中十五国风占160篇，绝大部分是周初到春秋中叶流行的民间歌谣。这些民谣和诗歌一样，最初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着，在当时都是能歌唱的。只是收集整理者那时尚无记谱的技能，故仅记录了歌词（即《诗经》中的诗文）。这本诗歌总集，原只称诗，后世将其当成“经”看待，称之为《诗经》，足见收集整理工作的重要价值。到了秦汉时期，西汉惠帝（公元前194～188年）设置音乐官署“乐府令”，至汉武帝（前140年）建立乐府， 除掌管朝会宴飨、道路出行时所用的音乐外，还兼收民间诗歌和乐曲。这种收集整理民间文艺的传统一直延伸到后世，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突出的有明代朱权（1378～1448年）所辑《神奇秘谱》、清乾隆时期编纂传统声乐曲集《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对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及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更是成绩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文化部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地音乐研究机构、音乐院校，组织了大批音乐家深入各地采风，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传统音乐资料，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的各种传统音乐曲集。在此基础上，1960年8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音乐研究所、 音乐出版社联合发起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地音协积极行动，至1964年，先后有福建、辽宁、上海、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南、湖北等省（市），在采录、编辑方面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并不利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工作的开展，特别是随后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工作便半途夭折。 “文革”浩劫结束后不久，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得以蓬勃发展，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工作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 《规划》指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极为丰富。……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是件十分艰巨、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应首先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分门别类制定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和系统、全面的收集。”为此，明确提出编辑出版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具体规划，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范围内全面展开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吕骥主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李凌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周巍峙主编）、《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孙慎主编）的编纂工作。 笔者于80年代初奉调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吕骥等老音乐家的指导下，与同仁们一道，具体从事此项工作。我们从制定编辑方案、记谱规范，召开各种编辑业务工作会议到审定各地方卷，参与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全过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现在四部民族音乐集成已完成并出版了大部分，这四部120卷的煌煌巨著可望在21 世纪初全部出版面世。 参加集成工作，对笔者来说，是学习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遗产的大好机会，深感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意义重大。这些闪烁着熠熠光彩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明珠瑰宝，不仅显示出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而且对建设我国未来的新音乐文化，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收集整理中国民族音乐遗产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50年，终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取得了重大成果。 笔者作为改革开放后参加集成工作的一员，感慨良多，现以集成工作为重点做一些回顾，并论及自己对集成编辑学的粗浅认识，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纂工作得以在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起步后顺利进行，绝不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历史现象。 这里，不能不提到吕骥、贺绿汀、周巍峙、李焕之、孙慎、李凌、赵沨等老一辈音乐家，他们几十年来为抢救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做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特别是吕骥同志为民族音乐集成所做的创导性工作。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架构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并为此进行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探讨。早在1941年，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见《中华音乐采风录》第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8月出版），就对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方法、范围及应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在研究民间音乐的范围方面，他认为应当全面地涉及各种民间音乐，即：1.民间劳动音乐，2.民间歌曲音乐，3.民间说唱音乐，4.民间戏曲音乐，5.民间风俗音乐，6.民间舞蹈音乐，7.民间宗教音乐，8.民间乐器音乐。他提出：“只要是流行于民间，又再现了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就都值得我们去整理，研究。”发表这篇《提纲》，是在战争年代，但吕骥已全面提出了他继承和发扬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的构想。 为什么在回顾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纂工作的时候，要再次提及吕骥近60年前的《提纲》呢？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正是有了40年代的《提纲》作为引导，才有后来编纂集成的构想提出。 几十年来，吕老一直关注我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五六十年代，他在主持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时，经常把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在广大音乐家的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绩。 “文革”一结束，为了挽回“四人帮”文化专制造成的损失，吕骥一方面在1977年率部分音乐家赴甘、陕、晋、豫考察音乐文物，对古代音乐遗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时机地再度提出全面抢救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亲自主持制定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并积极促成政府文化部门参与，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出文件，全面展开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 这时，我国改革开放热潮涌动，天时地利人和。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工作便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和文化发展中的其他事物一样，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式启动了。 集成的编纂和历史上盛世修志的情况也颇为相似。我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和有远见的帝王，都积极创导，配合政治、经济的发展，组织编纂典籍巨著。在音乐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乾盛世的两位贤明君主对音乐文化建设的重视，编纂了两部传诸后世的音乐巨制。一是康熙、乾隆两朝延敕撰的音乐理论著作《律吕正义》；二是乾隆皇帝命和硕亲王允禄组织一批音乐家编纂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这两种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典籍无疑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就其规模来看，四大集成收编的乐曲大大的超过了历代的音乐大成。四大集成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均各为30卷，四部集成全部完成共120卷，每卷的篇幅平均按200万字计算，总计为二亿四千万字。 以《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这部古代声乐集成来比较，它将我国9世纪至18世纪中叶各朝的4466 首（包括又一体）传统音乐汇编在一起，当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我们编纂四大集成的范围和数量及参加的人数，都大大地超过了《九宫大成》。乾隆时只有少数乐工参与其事，而我们的四大集成则动员了数以十万计的音乐家和民间艺人，进行了20年的工作。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30个地方卷，就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几万首民歌中遴选出来的，每卷大约精选1000首至1500首，全部达三四万首之多，比之《九宫大成》要多许多倍。如果说，《九宫大成》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那么，编纂四大集成则是承前启后的一项巨大的民族音乐建设工程。 编纂四部民族音乐集成，在我国音乐史上虽然不能说是“绝后”，但无疑是“空前”的壮举。随着全面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取得的重大成果，一个更加深入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的高潮已初露端倪。正如吕骥老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总序所指出：集成的“出版是我国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表明我们对民族音乐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已获得第一批成果，也预示今后在民族音乐遗产研究上将获得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建设必将产生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这正是编纂集成的重大意义所在。 以上可见，吕骥创导编纂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40年代初撰写《提纲》，至70年代末主持制定《规划》，再到90年代初发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总序（修订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四大集成的编纂及取得的巨大成果，充分体现了吕老几十年来对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优秀遗产的主张。 二 民族音乐集成是学术性和资料性并举并重的研究性质的百科式工具书，是璀璨宏富的传统音乐遗产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科研价值和实用价值。它可以使读者鉴古知来，通古启今。通过全面了解我国音乐发展过程中逐渐沉积下来的传统，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音乐现状，增加建设现代音乐文化的信心。编纂这样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式的集成，需要与人类学、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交叉融合，进而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来考察传统音乐，探讨传统音乐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为了把集成编纂成音乐、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著作，必须把各种民族民间音乐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中去作有机的、多维的立体考察，才能揭示音乐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基本规律。 由此看来，编纂各种民族音乐集成既是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大厦的宏伟工程，也是民族音乐研究的基本工程。为此，在编纂集成的过程中，必然要首先考虑这座音乐大厦的模式和规格，确定集成的编辑原则、对象、范围和方法。这些便构成了集成编辑学的主体内容。 关于集成编辑学，笔者在1985年7 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初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集成编辑学是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音乐集成工作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经过20年来编辑集成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感到集成编辑学应包括这样几方面： 第一、各种民族音乐集成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的大系统。因为，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如果说各民族的音乐是各个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集成则是音乐历史的影子。这是由于音乐与人民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民间音乐是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如果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音乐便会失去生命力。《礼记》里有这样的话：“古人劳役必讴歌，举大木者呼邪许”，说明劳动歌曲是直接来源于“劳役”。各种劳动号子及江河上的号子，也是伴随着劳动群众和船工们的辛勤劳动而产生的。即使是“花儿会”、“三月三”、“四月八”、“赶圩”、“转山会”、“社火”等民俗节日中的歌唱，也是表达人们对生活、对劳动的感受；有些青年人以歌为媒，相互对唱，吐露心中的爱恋之情，抒发对生活的热爱，都表明音乐与生活无处不是水乳交融般地相生相成。所以，集成把民族民间音乐（音响和曲谱）放在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记述，对于了解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及其音乐遗产，进而总结出民族民间音乐发展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各种集成的编辑不是消极的汇编资料，而是按照各部集成编辑方案，将真实可靠的音响、曲谱（集成的主体）与翔实的释文、注释、图片、图表（集成的背景材料）有机地编纂成具有保存价值的专著，从不同角度说明民族民间音乐本身与继承革新的关系，为人们提供深入研究的文献资源。这些大量生动的材料，可增强人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解，从纯粹思辨的领域回到民族民间音乐活动不可分割的社会生活中来。 第三、在集成的多种功能作用中，把集成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集成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藏之名山的巨著，还要使之传诸后世，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如何把集成编辑成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使民族民间音乐继承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这确是对集成编辑学的一个重要的要求。 经过中国民族音乐集成20年编辑工作的实践，可以看到集成编辑学不仅有助于规范提高集成的编辑质量，而且对于改变某些民族音乐研究的单一方法论现状也是有益的。 集成编辑学带有工程学的性质。编集工作类似工程设计和工程建筑。它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和要求，把历代创造的音乐成果，构造成为传统音乐的建筑物。从集成编辑工作的过程来看，有许多繁复的程序。其起点是收集（录音、采集口碑、查阅文献）整理有关资料，终点是出书。其间要经过许多环节：内容上要求全、求广；曲谱要求准确，真实可靠；形式上要求体例统一规范；释文撰写要朴实精炼；功能上要求可读性强，便于查阅，以满足多方面层次读者的多种需求。 在20年的集成编辑过程中，我们已摸索到了集成编辑学的一些规律，其特征有以下几点：（一）在思维上的创造性；（二）在范围上的开放性；（三）在方法上的系统性；（四）在组织机构上的群体化。现具体分述之。 （一）在思维上的创造性 编纂四部集成是一项富于预见性、创造性的、划时代的巨大民族音乐建设工程。 民族民间音乐不是一种纯音乐，它可以说是通过民族音乐集历代人民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语言、宗教、伦理之大成。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以各种方式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如果说社会经济、政治的剧变是个变数的话，那么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就是一个常数，其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要全面反映各类民族民间音乐的面貌，就要求我们采取与之相应的方法。集成正是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现民族民间音乐的主体，以全面地反映民族民间音乐的特殊性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 为了体现集成的全面性，从一开始就在编辑方案中明确提出“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的原则。这种构想打破了单向思维和平面思维的局限性，而采取多向思维和立体思维的方法，要求把民族民间音乐现象看成是多层次、多结构整体。集成不仅要展现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多彩，还要表现出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自然地域的背景，有民俗生活的背景，还有种族繁衍和各种传播方式的背景，从丰富的“音乐历史储存”和普查中发现的活资料来记叙，并力求展现全部民族民间音乐的信息。 在思维上的创造性，还表现在集成富有浓厚的文献性。各种集成是民族民间音乐文献的主要载体，具有众多层次和结构的组合框架。虽然集成很重视资料的积累，但它却不仅仅停留在曲谱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离开了对于不同的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现象就难以得到圆满的阐释。 我国历史上有编纂大型文献的优良传统。不仅有魏文帝曹丕敕编的《皇览》、唐高宗时欧阳询奉撰的《艺文类聚》、北宋太平兴国二年李昉编的《太平御览》、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明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编修的《永乐大典》、清康熙、雍正年间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等大型文献巨著，也有一些音乐文化文献，如春秋时代编成的《诗经》、明朱权编纂的琴曲《神奇秘谱》、清叶堂编纂的《纳书楹曲谱》、清王锡纯辑《遏云曲谱》，以及前述之《律吕正义》《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音乐文献，这些都是我国早期编纂的百科性全书。当然，这些文献特别是音乐方面的著作只是就其广博而言，但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辑思维既与上述文献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集成编辑学是横跨于音乐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乃至一些较低层次的交叉学科之上，因此，可以说多向思维的集成编辑学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交叉综合学科。 （二）在范围上的开放性 前面提到的“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的编辑原则，也体现了集成编辑工作的开放性。集成编辑方针要求在范围上具有横向的、全息式、全方位的眼光，全面收集各类歌种、乐种、曲种和剧种，掌握详尽的材料，认真整理和总结及传播历代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成果。 要使集成编辑工作达到范围广、品种全的要求，首先要在录音、收集上下功夫。根据各部集成编辑方案关于“先录音后记谱”的规定，各地都在编纂之先深入到民间采录民间音乐的音响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或因老艺人已辞世，或因路途遥远，录音器材困难，一时无法采录到，于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补救。 如在三四十年代乃至新中国初期，一些音乐家在缺乏录音设备的条件下，记录了许多民间艺人的曲谱。这些曲谱的演唱者不少是知名世间艺人，所记录也多为其代表作。他们有的已过世，传谱便成了弥足珍贵的遗产。将其编入集成，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可以从中了解各个时期民间音乐传播演变的某些规律。当然这样的曲谱在集成中所占的数量较少，比重也不大，对“先录音后记谱”采取适当的灵活运用，有助于集成达到“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的要求。 集成范围上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对文献资料及口碑资料的运用上。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不受重视的，甚至被视为“淫声”加以禁绝。所以古代文献及各地地方志中少有记载，即使有也仅是只言片语。因而，集成的释文主要大量地采用口碑材料整理提炼而成。艺人的口碑是很生动的民族民间音乐源流的传说，其中有的是可信的，有的则是一家之言。集成释文对这些口碑材料采取了“诸说并存”的办法，提供给读者思考判断，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对传说材料的取舍。对口碑材料采取不拘一格的运用，表明集成编辑工作这一开放性措施，对全面收集整理民族民间音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在方法上的系统性 采用系统性的方法是集成编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集成的编辑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由普查、记谱、分类、选编、释文等要素所构成。这些要素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既有工作的阶段性，又是一个整体。要保证集成的质量，应把普查收集到最后编辑成书，作为一个系统结合起来加以全盘考虑。 普查，是编好集成的基础。我国的各种民族民间音乐，是四大集成采录和编入的对象，是我们从事编辑工作必须掌握的原始资料。四大集成的编辑工作启动之时，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普查抢救，可说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我国经过“文革”十年的文化专制摧残，许多艺术高深的民间艺人都被诬为“封建货色”而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摧残至死，许多“小型博物馆”都毁于一旦。当我们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着手编纂民族音乐集成时，存活的知名民间艺人已不多，且大都年事已高，如不及时抢救，许多珍贵的音乐遗产将丧失殆尽。 全面抢救普查是迫在眉睫的工作。首要的是，尽快建立起民族音乐资料（录音、录像和曲谱）库。这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普查抢救全面地掌握民间音乐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许多民族民间音乐都存活在专业艺人和广大民间歌手、乐手的身上和口头上。通过他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保存下来，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且流布甚广。特别是在边远的山区，沿海，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流传着许多珍贵的民族民间音乐宝藏，亟待开发。普查工作是否深入，直接影响着集成编辑工作的成败。也可以说，没有普查就没有集成。 如何进行普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过去，许多音乐工作者曾进行过一些收集，但却不够深入，不甚彻底。这次为了编纂集成，摸清家底，需要继续深入进行普查收集。普查中，要求特别注意所收集民族民间音乐材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尽量保持其原始性。 20年来，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普查收集，普遍采用了录音，但这已经不是仅有的方法，录像也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对优秀的民族民间的音乐演唱（演奏）者的代表性曲目，进行有计划地录像，可以使音响与图像同时流传后世。为了真实地反映民族民间音乐与广阔社会生活背景之间的关系，录像机的镜头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对准民族民间音乐的生动场面，特别是劳动歌种，各民族的民俗风情音乐，宗教寺庙的音乐活动以及戏曲、曲艺舞台上富于独特风格的演唱、演奏形式；还要善于抓拍，把精彩的瞬间场景拍摄下来。通过普查，掌握可靠的原始资料，方能弄清民族民间音乐萌生、形成及发展的真相，使集成更具科学价值。 记谱，是编辑集成的一项重要工作。记谱符号的作用是再现音响。要把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口头创作转变为音响信息的负载物，应当重视和搞好曲谱及唱词的记录工作。如何把民族民间音乐“一听了然”的音响变成“一目了然”的曲谱？用什么符号把这些音乐的音高、节奏，特别是微妙的风格韵味记录下来？记谱是编辑集成的过程中常常遇到的艰深课题。 对于集成记谱来说，首先要做到与音响同步，即记录的曲谱要严格地从属于音乐音响。因为音响才是音乐的本身。为了使记谱真实可靠，记谱宜以某一次录音为根据，而不宜采用几次录音的记谱去进行综合整理。因为综合记谱，必有取舍增删，容易加入记谱者的美学见解，失去民族民间音乐的原有特性。 其次，集成的记谱要把音乐和可读性结合起来。每部集成的编纂都是从采录普查开始，最后的成果是出版以曲谱为主体的集成本，供人们阅读。 曲谱是采录的音响的记录，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集成则是一首首记录的音响。也可以说集成是让读者“读”音乐，而不是“听”音乐。为了使读者乐于把音响转化成的记录曲谱“读”下去，可读性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再次，民族民间音乐记谱要注意准确性，一是音高、节奏的准确无误，对于特殊音律的音高，某些微升微降的音级及唱腔旋律性不甚强的吟诵性曲调，“散板”性质的节奏，记录时要反复推敲。二是装饰性旋律音标记的科学性，要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简略，只记骨干音，很少标明装饰符号；另一种则是过于繁琐，有的由于唱词字调变化引起装饰音记得令人眼花缭乱，无从演唱（演奏）。20年来，各地集成工作者对如何使装饰音及润腔手法的标记既科学又实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分类，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科学的分类，是集成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当普查采录，记谱结束以后，编辑集成的案头工作伊始，首要的工作是对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科学的分类。分类是一种型态学。它与系统论紧密相关。系统论把系统看成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层次结构，子系统又由更小的子系统组成。各种集成的分类时，采取母体——子系统——若干亚子系统……的方式进行排列，可以多层次地揭示出各类民族民间音乐的本质特征，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某些规律，让人们一目了然。 民族民间音乐分类的方式很多，根据不同的需要，或按流行时期，或按演唱（演奏）者，或按题材、或按体裁、或按调式，甚而还可按唱段（乐段）的起音等方式进行分类。经过多年的编辑实践，根据四大集成各自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多层次、多级别的分类方法。民歌按体裁分类，依下列层次排列：第一级是歌类（如号子、山歌、小调、风俗歌、儿歌等），第二级是地区，第三级是时序（如传统民歌、近现代民歌、新民歌），第四级按民歌题材内容编排；戏曲音乐，一般分唱腔、器乐曲、打击乐三部分。其唱腔的分类比较复杂，大多数剧种的唱腔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级是声腔，第二级是基本板式（或曲牌），第三级是行当，第四级是流派；曲艺音乐，主要是唱腔和器乐曲牌两大部分。唱腔分类的层次一般为：第一级是基本唱腔（即板式或曲牌），第二级是选段，第三级是流派；民族民间器乐曲的类型较多，有民间器乐曲、寺院音乐、宫廷音乐、古典音乐。其中以民间器乐曲分类较为复杂，一般为：第一级按独奏曲、合奏曲两大类分编，第二级中独奏曲可按吹管乐、拉弦乐、弹弦乐、打击乐分编，合奏曲可按鼓吹乐、吹打乐、丝竹乐、弦索乐、锣鼓乐五类分编。以上四大集成的地方卷如有多民族，则在第一级之前先按民族分编。戏曲音乐、曲艺音乐还要按众多的剧种、曲种的不同性质归类，如《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首先将44个曲种按音乐的不同性质分为四大类：丝弦小曲类、渔鼓道情类、鼓书鼓词类、踏歌耍唱类，然后才将每一个曲种按上述多级分类法分编。上述分类法仅是原则性的规范，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族分布、音乐品种及流行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在具体分类时，究竟分为几类？采取多少级次？还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划分其归属。 科学的分类法，实际上也是集成的目录编排。其实，目录就是一个清单，分类合理了，集成的目录就清晰醒目，井然有序。读者可通过准确的分类检读目录而了解到集成的基本要素和内容。所以，完美的分类和目录，可说是集成编辑学的一种治书之学。 （四）在组织机构上的群体化 这次编纂四部集成，卷帙浩繁，工作量大，时间跨度长。为了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巨大民族音乐建设，在编纂组织及方法上，采取把社会力量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既分工，又合作，协作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四大集成按现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立卷。在以周巍峙为组长的文化部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主要依靠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及音乐家协会等单位协同领导进行。这与历代仅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编纂典籍（包括音乐文献）有很大不同。在集成的第一道工序——普查收集过程中，有许多民间艺人、民歌手与音乐工作者参与，其动员面之大、工作量之繁杂、参加工作人数之多，可说是历来所未有。当进入案头工作时，又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参加，如音乐学、民俗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等专业的人士，进行通力合作。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为例来说，仅江西卷就有1740名男歌手、1680名女歌手、356 名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参加了民歌的演唱和收集整理工作。他们采集各种民歌达14000多首。湖南为了对民歌进行深入普查， 全省组织了民歌收集小组130多个，有700多人参加收集活动，采访民歌手和民间艺人2900多人次。据估计；全国参加四大集成的音乐工作者和各类民间音乐家估计有十数万人之多。 以上仅从普查、记谱、分类、组织四个主要方面谈了一些集成编辑学的要素。与集成系统性相关的，还有曲目的选编，释文撰述，注释编写，图录选材，书末索引等多项编辑程序，通过多年的编纂实践都摸索了许多可行的方法。 建立集成编辑学不仅对四大集成的编纂有现实意义，而且也为我们今后编纂其他类型的民族音乐典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编纂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作为一项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工程，这段经历却是比较长久的过程。而且，这期间仅取得了大部分成果，其余部分还要持续工作到21世纪初才能完成。如果出版与编纂四大集成完全配套的音响资料，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集成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我们回顾集成的编纂情况时，感到还有某些不足和缺憾之处。这也要认真加以总结、改进。 首先，是普查收集还不够深入彻底。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蕴藏丰富，加之我们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有限，时间又较紧迫，在收集上还有不少遗漏之处。特别是受到录音器材不足的限制，有些音响质量达不到要求。在一些路途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因缺乏电源，只能用干电池启动录音机，所以录音的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这项工作启动于改革开放之初，录像设备更差，仅有少部分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将普查的对象录制下来；对于带表演性质的民族民间音乐综合性艺术，采用录像方式当然更有利于全面保存。好在集成并不是普查的终点站。在传统音乐继续流传的同时，新的民族民间音乐还在不断产生。因此，即使在四大集成全部完成后，普查工作仍不能中断。继续收录新的民族民间音乐，可以把这些新收集到的资料再汇编成集成的续集。我想，我们的后继者，还会在我们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也许会以出版集成修订本的方式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第二，现在，四部集成及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立卷的分类法，是现实可行的办法，但却不是最科学的分类法。因为，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布及传播方式并不是以历代或现行行政区划的疆域进行的，许多民族民间音乐是跨地区、跨种属流行的。所以现行的四大集成规范和按行政区划分卷的办法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四部集成是按民歌、民族民间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分为四大类，然而有的类别就难于包括进去，因而不得不把民间歌舞音乐归并到民族集成，将宗教音乐纳入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之中。若将民间歌舞音乐、宗教音乐分别立类，又受到财力的限制，难于分别出版。再如一些戏曲剧种、说唱曲种是跨地区流行的。由于按省级行政区划编纂，难于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像京剧在我国18个省（市）、越剧在沪苏浙诸省（市）、弹词在江南各地、大鼓在北方许多地方都有流行，但现在按行政区划分卷，这些剧种、曲种流行的地方便都要收录，就难免有所重复，读者要全面了解京剧、越剧、弹词、大鼓等的情况，不得不从许多地方卷中去查找。若在全国设立京剧卷、越剧卷、弹词卷、大鼓卷，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了。另外，有些民族民间音乐是跨种属的，按四大集成分类也有重复之处：东北的二人转、西北的二人台是集民歌、器乐、戏曲、曲艺诸种形式于一体的音乐艺术，于是民歌集成要收编属于民歌形态的二人转、二人台，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要将二人转、二人台的器乐曲收入；戏曲音乐集成要将二人转中的拉场戏、戏曲形态的二人台收入；曲艺音乐集成要将二人转中的双出头、二人台中的座唱形式收入。况且以往都称东北二人转，但按省级立卷必须分别编入辽宁卷、吉林卷、黑龙江卷。西北二人台也要分别编入陕西卷、内蒙古卷、山西卷。这对跨种属“一树多枝”和跨地区流行的艺术就有“肢解”之嫌，读者从任何一部集成地方卷中都难以看出它的全貌。但若单独立卷编纂“二人转卷”、“二人台卷”就不会出现这种多头收编的情况了。还有福建的南音、西安鼓乐以及云南花灯、贵州花灯等，其种属或跨曲艺、器乐，或跨民歌、戏曲，这都给集成的编纂带来不少交叉和重复。 自然，按行政区划立卷也有其特点和优长之处：一是便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领导部门组织人力和财力来进行这项工作。以京剧为例，若由18个流布京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来共同编辑，其组织工作、经费来源就难于解决，要编成可能是旷日持久而难于完成的事；二是可以看出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流布的概貌。 由此看来，最理想的方式是既按行政区划立卷编纂，又依不同的歌种、乐种、剧种、曲种分门别类立卷编纂。这任务当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我想，我们的后代也许会以最优化、最合理的分类方式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加全面、科学的整理编纂。 第三，令人忧虑的是为编纂集成而采录的音响的保存和使用问题。这次编纂四大集成特别强调先录音后记谱，许多地区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难万险到各地采录，并按编辑方案要求根据录音进行记谱。由于这次编纂四大集成的目的是出版集成本，从一开始对录音资料的运用就未做全盘的规划，以致各地按要求随集成本编纂稿一并将录音带送到各总编辑部后，得不到妥善保存。虽然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进行保护，但因工作条件及环境差，又无衡温设备，早期送交的录音磁带不少已逐渐变形乃至消磁，令人忧心忡忡。现在有关领导部门已开始重视这些作为音乐本身的音响的命运，并在筹划资金力争将音响录制成CD片。这一方面可以将这些珍贵的音响资料完好的保存起来，另一方面使其得以传播和应用。当然，若能与集成本配套，那怕是缓期出版，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之大幸也。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要深深地感谢全国各地为集成工作的民歌手、民间艺人、专业的、业余的音乐工作者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多年来不为名、不为利、无私奉献，为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早日问世默默地工作着。这里有许多难忘的经历，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这20世纪末声势浩大的“采风”运动，不仅为读者奉献了四部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集成，更锻炼了一批音乐工作者和从事编纂集成的人才，这和四大集成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一留芳后世的伟业必将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继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