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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领域上偏重西北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晚清民国西北史地之学大盛，恰与域外汉学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研究取向暗合。民国史学诸大师的治学方向多与西北史地相关，受域外汉学的影响，秉承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余流，中西交通史启其端绪，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一种“专学”横空出世。李孝迁以颇多的篇幅对域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民国史家的交通史研究借用了哪些域外资源，西方汉学成果在中国学者建构中西交通史体系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中外学者有哪些互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析，还原了张星烺、向达、陈受颐、张维华、郑师许、方豪等学者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及其互动，勾勒出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借鉴、突破和成长。 第三，研究方法上借重于语言学。语言学是域外汉学的根基所在。西方顶尖的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卫礼贤等，都是从语文考证入手来研究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的历史、民俗、艺术等。域外汉学的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可谓具有直接的启发。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又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足见其对语言学的重视；陈寅恪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是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起点，其考证之学令当世绝大多数学者望尘莫及。在民国学术界，历史语言学方法一度被视为成功的法宝。李孝迁在其著作中没有突出强调语言学的作用，但从他对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汉学研究、作品译介方面的研究，对北京华文学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面的介绍，都可以看出域外汉学的这一显著特点。 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域外汉学在实际上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中国现代史学特质的形成、史学潮流的兴替，与域外汉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概要说明域外汉学在民国学界的影响，李孝迁还在书末专辟一章，阐述二十世纪上半期汉学史研究如何以一专门之学显现于民国学界，又如何因战乱而受到严重干扰。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域外汉学之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开阔的视角。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李孝迁近年来在中国史学史、中外学术交流史等领域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勤恳钻研，不断有新成果新作品问世，获得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好评。他的这部新作，既表彰了域外汉学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成就了民国史学的繁盛，同时也表明中国学者在推动汉学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疑是对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的一次有益探索。同时，他对民国时期中外学术交流合作的模式的深度解析，探索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乃至经验教训，也有助于纠正今日学界盲目推崇域外汉学之流弊，促成一种理性批判的学风。 (责任编辑：admin) |